沈宏非/文 　　任何认识闫涛或跟他同桌吃过半顿饭的人，都会对他惊人的动嘴能力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如果你不予以当场喝断，他就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一路说将下去。说什么“大珠小珠落玉盘”，那张嘴，分明是比机关枪还猛烈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珠小珠“射”玉盘地干活。如果你不劝他且吃几口再说，他就可以一顿饭只说不吃，只出不进，一张嘴越跑越快，接近失控。人家是满嘴跑舌头，他闫涛是满广州跑嘴，满饭桌跑嘴，而且连跑带跳。他的两排牙齿，是跑道上的栏杆，他的舌头，就是口腔里的刘翔。 　　我发现，美食家大都具有强烈的口腔化倾向。也就是说，口腔既是他们最重要的感受器官，也是最主流的表达媒体。无论是吃喝还是说话，闫涛就是一个具有典型“口腔型人格”的人。有这种人格者，兴奋点全在口腔，成年后会习惯于过与口腔有关的生活。他们一般爱吃爱喝又爱说，最佳职业是政治家，教师，律师和演员，当然，不能不包括美食家。 　　其实，国人之普遍人格类型，似乎大都属于这种，其中又以最爱吃的广东人为甚，至少，以味觉发达和刁钻而著称的广东人，在各省人民中最具“口腔化倾向”，即除了爱吃，还爱讲话。这大概是一种用以维系身心健康的“进出口贸易平衡”。爱吃，这个不在话下，除了听起来很闹的粤语，广州人的爱说，曾经对中国近现代史造成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从公车上书到“孙大炮”，无不能说会道，辩才无碍。尤其是孙文的善辩，在汇聚人气、非法集资等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尽管他本人是个素食倡导者。其实，包括这本《饭醉分子》在内，广州的多少事情还不都是吃出来的，讲出来的，或者是在边吃边讲时而滋生出来的？茶楼，就是发育口腔化倾向的一张绝佳温床，“口水多过茶”这个词很可能诞生自人声鼎沸的茶楼之上。1925至1926年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之余，还常到广州中山四路的茶楼“妙奇香”（始建于1879年，1998年废）饮茶，后来念兹在兹，留下“粤海饮茶未能忘”一句，见《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做最为言论／口腔化的另一个重要载体，广州土产报章杂志长达二十多年的兴旺发达并且至今称霸中国，也就见怪不怪了。事实上，粤语大众文化自80年代初开始面向全中国的强势传播，一直都离不开粤菜和粤语流行歌曲这两员“口腔派”大将的冲锋陷阵。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吃喝一事，与其看人动手，不如听人动口。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当闫涛把他的口腔活动转换成白纸黑字，至少表明他在人格类型进化上又取得了一个可喜的跨越，相当于从口腔期越过肛门期和性器期直接进入了“肢端期”，这辈子和下辈子均没机会和他同桌吃饭的读者，也不妨看看这个“饭醉分子”到底是怎样“镬从口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