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采访突发社会新闻，没有任何的经验，但是，凭着记者的天生职业的敏感，知道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用最快的时间去到现场，如果不去现场，就绝对不可能亲身感受事件发生的氛围，当然，就绝对不能找到目击者或者当事人。我不可以想象，不去现场采访，怎么能写新闻？我清楚地记得，到了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就了解了很多重要的信息：知道了事件发生的大致经过，知道了事件中有人受伤，也知道伤者去到哪家医院。只要找到伤者，就可以拿到第一手的资料，好在我事先已经接手医院线的新闻，无论伤者去到那个医院，我都可以了解到情况。在医院的采访，又可以有两个重点，一个是当事人回忆事情发生的经过（如果当事人死亡，可以找到他的家人熟人朋友）；另一个重点是采访当天的值班医生，可以了解到伤者伤到什么程度，有没有生命危险。当然，在现场和医院采访可能会遇到麻烦，如果仅仅是一般的社会新闻，现场的目击者一般都肯配合，采访就顺利；如果是刑事案件，有人被害，现场就会出现很多执行公务的警察，他们一般会阻止记者进入现场，有伤者，医院往往也被封锁，记者也很难拿到料。这个时候，记者就成了一个“便衣警察”。见缝插针，不动声色，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些情况我都遇到过。还有突发新闻，存在着竞争，非常残酷，同样的新闻，同城媒体都出街，明摆着的，谁输谁赢，一看就明白了。所以，记者还要多一个心思，要找到抓人的细节，也就是要善于寻找这个新闻的亮点。第一个突发新闻的采访，我觉得亮点就是“死者名李×国，当晚因去市第三工人文化宫上夜校，据说因为当时雷鸣电闪，李的家人曾劝其别冒雨上课，但他坚决要去，并说不能迟到”，所以他的死更令人同情。」 　　我采访的第一个突发新闻 　　写专栏的时候，我采访突发新闻已经四年多，这期间，发生的事件是数不胜数的，如果我有时间，这个专栏还可以开一年，甚至一年以上，但很多事情我已经忘记，在繁忙的工作中，我已经想不起来了，但第一次采访突发事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是1997年4月14日。那天傍晚，广州的天，突然变了，雷鸣电闪，下起了暴雨，傍晚时分，有一个惊雷在广州的上空“啪——”地炸响，闪电照亮了半边天，我们坐在办公室想，肯定有人出事。 　　那时，主管采访的领导任天阳说，一出事就有新闻了，新闻就是这么残酷。 　　果然被任天阳言中，晚上7点30分，我的呼机响了，报料的通讯员说，一棵百年老树被雷劈断，将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砸伤了，伤势非常严重，你感兴趣的话就去看看。 　　我马上给任天阳汇报，他和我一样震惊，说，赶紧叫摄影记者一道去。我又告诉了正在值夜班的庄慎之，他也很震惊，说，快去，我们给大版面做，有多少内容就做多大。 　　我仿佛受到很大的鼓励，立即和住在报社的摄影记者李向新从报社门口打了一辆的士前往现场。 　　因为老树砸坏了多辆车，那个本来就是单行道的惠福路无法再通车，所以一路上塞车，我们只好在半路下车，步行赶到惠福路省人民医院门诊部急救室，那时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一名值班护士说，7点半伤者被送来，经医生诊断确认死亡。 　　我看见一些死者的家属和同事。死者的两名亲人在医院的过道上悲痛欲绝，一名老太太当场昏倒。死者的同事守在医院的门口，不说话。 　　我不敢直接去问死者的亲人，我不忍心再去伤害他们，我只好壮着胆子去问死者的同事，他告诉我，死者名李×国，只有19岁，山西人，是广州市丝绸印花厂电工，借住广州亲戚家，当晚因去市第三工人文化宫上夜校，据说因为当时雷鸣电闪，李的家人曾劝其别冒雨上课，但他坚决要去，并说不能迟到，谁料到却遭此不幸。 　　9点半我和李向新赶到事发现场，看到越秀绿化工区员工正在清理折断的树枝，一名女绿化工告诉我这棵直径为一米多的老树已有上百岁，树内已被蛀空。 　　三名交警正在疏导交通，一名参与抢救的交警对我说，他是事件的目击者。当时准确的时间是7时20分，暴雨大作，闪电雷鸣就在头顶，突然间，就在他执勤处对面一棵大树树枝折断，压住一名骑车的人，高压电线也被压住。当时还有一辆坐满乘客的公交车、一辆面包车及一辆的士被砸中，看见大树压住车身，车上的乘客纷纷逃命。 　　因有高压电线被压，无人敢上前救助那名骑车的年轻人，他和其他几名交警率先冲上前救人，并维持现场秩序。 　　医院和现场的采访结束后，我们立即往报社赶。摄影记者李向新在半路下车，立即去冲洗照片，我回到报社已经是快晚上11点了，但是编辑还是在等着我的稿子，庄慎之还守在一边不停地催促着我，快写，快写，要来不及了！写好一页，他就拿走一页，送到电脑室打印。就这样，一个突发新闻在多方配合下，新鲜出炉。 　　后来李×国的家人从山西赶来，他们想请律师，将有关部门告上法庭，因为绿化工作的主管部门按规定要定期检查树木，那些枯枝，死树要定时清理，像这种被蛀空的老树更应该有一套管理的办法，现在这样的老树砸死了人，有关的绿化部门肯定推脱不了责任的。 　　接下来的那些天，绿化部门主动上门商量赔偿的问题，还有律师主动找上门帮受害家属做法律援助。我曾经还想跟踪报道此事，发现后来家属也不愿意让记者过多曝光，因为会影响他们的谈判，如果记者老是来参与，有些交易就进行不下去。再后来，他们当事双方有没有上法庭我就不清楚了，但我知道死者家属得到了一定的赔偿。 　　那天的报道很成功，编辑用独到的眼光，大胆地将它放在了头版头条的位置，使我们当天的新闻独树一帜。 　　从此，我突发新闻的采访拉开了帷幕，从而踏上了一个不归路，我知道，它永远都没有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