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在处于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型期。反腐的成功不可能靠权力反腐，只有依靠制度反腐才能使反腐工作成功。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

　　富国与强军的统一

　　报告原文：“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

　　●徐才厚（中央军委副主席）：胡锦涛同志的报告，对我们在新的起点上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特别是明确提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统一”这一重大战略思想，深刻揭示了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内在联系，对我军职责使命提出更高要求，将极大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葛立德（国防大学军事科技教研室教授）：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军队建设有所削弱。当时提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在一定条件下做出了一定的牺牲和让步。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慢慢走上了协调发展的正轨。这一次提出统筹指导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对提高整个国家的国防实力和军队建设水平来说，起着很好的指导作用。

　　五个“相互”十个“共同”

　　报告原文：“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相互借鉴”“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共同分享”“共同应对”“共同心愿”“共同繁荣”“共同推进”“共同推动”“共同促进”“共同维护”“共同呵护”“共同发展”。

　　●郑启荣（外交学院副院长）：十七大报告中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五个“相互”、十个“共同”特别引人注目。它们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环保等多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深刻内涵。十七大报告深刻而全面地阐述了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也明确了中国外交的新方向。“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专家认为，十七大报告有关外交思想的论述，实际上是对十六大以来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高度概括与总结，是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重大宣示。

　　●陶文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过去十几年，国际上发展是不平衡的。胡锦涛同志提出支持国际社会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改善民生，缩小南北差距，表明我国在国内、国际都寻求均衡的发展，希望世界各国都能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同时强调中国不做以邻为壑的事情，寻求的是互利共赢的战略。

　　和平协议

　　报告原文：“我们郑重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

　　●褚静涛（中国社科院台湾史研究中心研究员）：我们的心胸越来越宽广了，比如，对台政策从强调“和平统一”调整为“和平发展”。

　　十七大报告里的这句话（“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流对话、协商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实际上隐含了另一层意思，很有针对性：我们已经跟国民党和解了，跟亲民党建立了联结，也跟新党发展了密切的联系，和谈的这个门是打开的。

　　●朱维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台湾法研究中心主任）：我们要考虑怎样建构统一的中国宪政制度架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制度架构之下，设计出一套我们中国人能接受的公法冲突的解决机制。这个不仅是对台湾，还包括对港澳。要想高瞻远瞩，真正贯彻、履行邓小平“一国两制”这一非常了不起的政治构想，我们现在要设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的、大中国的宪政框架。宪政框架的核心部分，应该是冲突解决机制。

　　●孙升亮（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此次十七大报告中正式纳入“和平协议”的提法，一方面显示出中共重信守诺、认真落实胡锦涛会见连战“新闻公报”、尊重台湾民众意愿的诚意；另一方面也表明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将会成为未来一个时期大陆方面在政治层面推进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目标。如果两岸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就有可能逐步构建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

　　制度反腐

　　报告原文：“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

　　●中纪委工作报告（该报告已于10月21日获得通过）：深入开展治本抓源头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财政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实施和完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产权交易、政府采购等制度。

　　●李玉赋（中纪委副书记）：我们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开始，我们比较注意企业和中介机构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易活动。后来，我们特别地注意到在这个过程中权力的干预，权力的介入。比如：要遏制住商业贿赂案件，必须控制住行政权力的行使。这个方面需要配套进行改革，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逐步地从源头上防止商业贿赂案件的发生。

　　●任建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更加治本”和“更加预防”都强调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预防，一方面是制度惩治。预防和惩治都得靠制度。在十七大报告上强调，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怎样去实施是重点。我们必须研究如何加快法治化进程。

　　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现在处于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转型期。反腐的成功不可能靠权力反腐，仅仅靠领导的重视，是不行的。所以，只有依靠制度反腐才能使反腐工作成功。我们的反腐制度支撑还不到位，还不太完善。

　　未来我们应该加速转型、彻底转型，靠制度来反腐。这需要反腐机构自身的改革。比如解决多个机构职能重叠、效率不高问题。还需要从深层次进行体制改革，比如十七大报告提出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要相互制约。

　　●谢鹏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研究员、学术部副所长）：中央在治理腐败问题上表示，要铲除腐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这个说法是比较科学的。我觉得，从实质上来讲，人一旦与他的利益及相关利益产生冲突，那就可能滥用职权，导致腐败现象的滋生。腐败的条件与监督有关，与透明度有关。

　　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报告原文：“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

　　●中纪委工作报告（该报告已于10月21日获得通过）：坚持发展民主、加强监督，努力使领导干部不犯或少犯错误。民主和监督是防治腐败的有力武器。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监督是最重要的监督，必须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强化党内监督带动各方面监督。加强监督，既是严格要求，也是关心爱护，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

　　●李良栋（中央党校政法部主任）：胡总书记提出，要保证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解决了一个党内民主的根本问题。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因素，党内民主还没有发展到应该发展的程度，随着历史的进步和变化，扩大党内民主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建设的当务之急。

　　我们党和西方政党不一样，我们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而且是长期执政的党，共产党大多数精英分布在国家的政治机关，所以党员的民主素质如何直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民主。我个人想，解决党内民主问题，保障党员的主体地位当然要坚持民主集中制，但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应该与时俱进。我认为对民主集中制的“民主”和“集中”，应该做出新的理解，这里的“民主”不是民主本身，这里的“民主”是民主的第一阶段，即党员应该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发表看法，提出意见。这里的“集中”，是按照民主的程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定。而不是把党内的重大问题的决策权、话语权集中在领导机构和少数领导者身上。十七大提出党内民主最根本的实现方式是实行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党内民主要扩大，需要一整套制度保障，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切实可行的规范和程序。比如党员的民主权利保障制度、党内重大事项的公开透明制度、党员的参与制度、党员对党内政治生活实行监督的制度。在这方面，越南劳动党的某些做法值得借鉴。总之，要通过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加强党内民主，使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不断得到体现。

　　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

　　报告原文：“健全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回避、交流制度，完善公务员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诞生记（新华社）：党的建设部分，增写了建设学习型政党，健全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格外关注长期在条件艰苦、工作困难地方努力工作的干部，增强党员意识，加强进城务工人员中党的工作，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内容。

　　●戴焰军（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早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就曾提出党代表任期制，但因故未能施行。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浙江台州等地方试点延续至今。十六大报告中对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给予肯定，十七大报告再次明确提出，意味着将通过常任制这一形式，使得党代表在党代会闭幕后，也可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

　　●赵亚平（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实行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有利于党代表在平时发挥监督、咨询等方面的作用；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有利于发挥集体智慧；推行地方党委讨论决定重大问题和任用重要干部票决制，有利于扩大党内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