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和清洁的空气、水等环境要素时，我们的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失去了载体和基础，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涵也无法全面持续发展。

　　――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任勇

　　人均GDP翻两番

　　报告原文：“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叶笃初（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党的十六大党章首次确定了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从而在我们党纲党章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党章载明：“到建党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与此同时在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方面都增加了具体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有了更清晰和具体的要求。

　　●刘海涛（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制度比较教研室主任、教授）：这是我们党的现期目标，新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它是一个现代化的纲领，阶段性目标。只有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才能为后30年的实现现代化打下基础。所以这20年，无论是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这是一个总的目标。

　　●陈雪薇（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2020年是关键。所以这个是不能动摇的。2006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2010美元。中国已经脱离低收入，达到中下水平。GDP从2000美元到3000美元，是一个国家加速发展的阶段，所以我国从现在起到2020年正处在非常重要的历史阶段，成败在此一举。

　　●甄小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教授）：人均GDP反映的是国民的富裕程度和生活水平。新目标充分体现出党将发展成果惠及人民群众的战略部署，表明我们党对小康社会的认识有了深化和拓展，更加符合时代潮流，更加顺应民意。

　　生态文明

　　报告原文：“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韩庆祥（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教授）：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生态文明的理念，批判反思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环境污染的代价，强调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

　　●金瑞林（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法教研室教授，环境法专业博士生导师）：最近几年，内地环境恶化、生态破坏越来越严重。来自国家环保总局的统计数据，200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群众环境投诉增加了三成，中央领导对环境问题的批示比上一年增加52%.这表明，生态问题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环境保护的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些都迫使中央要对现状作出合适的回应。

　　●杨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生态文明是在党的大会上提出，使我们必须考量执政党的政策动机。今天全球范围内，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党，都不愿站在环保的对立面。环境问题正在被逐渐道德化，环保技术问题在国外已上升到善恶是非的问题，成为政治正确的问题，质疑全球变暖已经高度政治化、宗教化。

　　●任勇（国家环保总局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在我看来，它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两条：一是确定了生态环境对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性地位。如果生态系统不能持续提供资源、能源和清洁的空气、水等环境要素时，我们的物质文明的持续发展就失去了载体和基础，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内涵也无法全面持续发展。

　　其二，生态文明为我们解决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指导。当今的环境问题是传统工业化道路所带来的，它既是经济问题（例如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增长方式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例如价值观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例如决策问题），不能孤立地就环境论环境，需要应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综合的办法来解决。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报告原文：“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王东京（中央党校经济部主任）：十七大报告首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以代替过去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词语的变化折射出经济发展内涵的重大变化。过去我们讲“增长方式”转变，是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而言，现在讲“发展方式”转变，内涵更加丰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从三个层次来理解：

　　第一，要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

　　第二，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过去我们理解新型工业化主要是信息化。其实，新型工业化不止信息化一条路，根据国际分工格局，美国的新型工业化主要是IT业，英国主要是金融服务业，日本主要是终端消费品生产领域，德国主要是制造业，都具有本国特色。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大，中国的新型工业化要根据国情走自己的路，不能简单模仿西方模式。

　　第三，提出“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过去提出扩大内需，主要靠投资拉动，现在继续提出扩大内需，重点已经转变，主要扩大消费需求。报告提出“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这“三个转变”富有新意。

　　●卢中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研究员）：经济增长是个传统观念，重在追求经济总量扩张、速度加快和投入产出效率。而“经济发展”的涉及面更广，含义更深刻，不仅重视经济规模扩大和效率提高，而且更强调经济增长过程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增长成果的共享性。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提法上的变化，对促进由原来单纯追求GDP增长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是个更加清晰的导向。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也是对国际经验教训的合理借鉴。

　　土地承包

　　经营权流转市场

　　报告原文：“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朱守银（国家农业部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综合处处长、研究员）：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际上是不改变耕地性质的条件下，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农村区域的经营权转让行为。随着农民工进城规模的逐渐扩大，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和农户主要劳动力因外出务工而荒废土地现象日渐严峻，而一些致力发展农业经济的农户或商人却没有足够可使用的土地。正是在这一矛盾的前提下，中央提出健全市场促进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化，并且是按照依法自愿的有偿原则，对于农民工而言，无疑意味着收入增加。首先，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除了能够得到城镇打工收入，还能从自留耕地中取得经营权收益，对于改善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有很大帮助；同时，耕地长期不开发很容易贫瘠退化，从保护耕地角度，承包经营权市场化改革也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和耕地的有效利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现实中应注意防范一些风险和问题。首先，不能强迫农民交出土地；第二，要避免土地性质发生转变，将农业用地私自转为建设用地，导致违法事件出现。

　　●袁绪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其实在五十年代我们农民有土地所有权或者支配权的，但是后来慢慢被剥去了。

　　中国现代化必须是一个城市化为中心，城市化的中心必须以城乡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让农民的土地进入市场。如果农民的土地不进入市场，这是一个极大的浪费，不能解决城市里高房价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大的意义。农民土地资本化具有战略性、革命性的意义，这个要从立法和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深化垄断行业改革

　　报告原文：“深化垄断行业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

　　●袁绪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按照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要求，加快垄断行业的改革。从国家依附的行政单位走出的改革，必然要从行政垄断脱离出来，我们从企业里逐渐脱离出来，我们很多社会实业逐渐脱离出来，要办成真正的公民事业。西方的市场化，一开始跟我们的起点就不一样，我们的起点是在原来政企不分的情况下，而人家早就分开了。所以我们的任务可能比西方市场化改革可能还重。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现在是各个部门争权，部门既有很多经济权力也有很多行政权力，中国的状况既存在大大小小的中国经济，也存在大大小小的“王爷经济”，各个部门都是“王爷”，而且都有自己的世系，各个部门都要有自己的事业单位、实业单位，这些单位在干什么？实际上就是搞政府的垄断。

　　中国反垄断要反市场垄断，这是一般原则，但是要反的主要的要害核心是行政垄断和行政性垄断，要解决是这么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