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特09版）

　　民营企业，不单纯是个人所有。民营企业现在有好多上市的，上市企业已经成为公众公司，民营企业做得越大越是社会。而相反，把国有资本变成内部的几个人控制，这才叫私有化。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

　　民营经济的实质是百姓创富

　　民营企业，不单纯是个人所有。民营企业现在有好多上市的，上市企业已经成为公众公司，民营企业做得越大越是社会。而相反，把国有资本变成内部的几个人控制，这才叫私有化。

　　非公经济和私营经济的实质是什么？我们看到一些房地产的暴发户，实际上大量制造业企业的日子相当难过。而500多万民营企业当中，绝大多数在制造行业和一般服务行业，40%多是制造行业。制造行业现在的利润大概是35%，日子并不好过。

　　人们炒作暴发户，以偏概全，所以社会上很多人仇富。现在暴富的都是房地产。房地产背后又是权力资源，又是城乡土地二元结构。

　　民营经济的实质是老百姓自己创造财富，自己解放自己，为社会创造贡献。用革命时期的很多理论来指导我们建设时期的实践，这是动员老百姓推翻我们，这是很愚蠢的。

　　有必要对国有制资本重新定位

　　我觉得需要重新对国有制资本进行定位。

　　当年，国有企业改革是因为亏损严重无法生存下去。所以，说三年扭亏，把扭亏增盈作为目标，短期是可以的。但从根本上讲，国有资本，国有企业不应该与民争利，它应该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服务。

　　把国有资本定位在盈利上是不正确的。不能把国有企业盈利作为改革的目标。国有企业应该是帮助企业解决政策性难题的工具，他应当向全社会提供非市场性的公共服务，为其他行业提供基础性的支撑，维护社会的公平争议，维护社会的和谐。

　　国有企业要解决这个地位问题，就要涉及什么叫国家经济安全？为了维护国家经济，国家必须控制哪些行业。国家经济的安全是靠什么？归根结底是靠人民的支持，靠公平正义。根本问题不能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排斥民间资本进入，这是当前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改革到了今天，经济领域真的要改革，完善社会和市场经济体制，要深化所有制改革，这里面的问题就是一个既得利益。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是极端不合理，第一不是你的财产，第二不承担风险，最后是高工资，民营老板要承担风险，这极不合理。所以既得利益集团用所谓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旗号来阻碍改革，这是个要害问题。

　　让职工分享企业控制权

　　胡乐明（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主任）：

　　十七大报告提出必须深化深入制度改革，初次分配与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还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的比重。这是一个较大的理论突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初次分配的公平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比如说行业之间的公平，地区之间的公平和职业之间的公平等。我简单讲讲什么是劳资之间，收入之间的公平。

　　公平的问题涉及到一个价值判断，什么叫公平？有结果、起点、过程公平等等，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精神，我感觉，这里的公平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收入当中的比重，这是重要的方面，实现初次分配公平的重要方面。

　　这样的理解意味着在整个以后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必须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扭转目前资本收益过分挤压劳动收益的局面，从而让老百姓真正地分享发展成果。那么初次分配如何体现公平，达到这一步呢？

　　我个人认为应该从这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点，政府必须介入初次分配。

　　首先，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怎么处理？一般来说，很多人认为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这样会损害市场的效率。但是什么市场？很多人提到市场是一个完全充分有效的市场，并且以此为假定前提讨论市场的作用。这种市场，我认为在现实当中是不存在的。

　　现实的市场是一个权利的角斗场。就劳动力市场来说，中国劳资双方的力量是不平衡的，在这样的条件下让市场发挥作用，必然会出现一个劳资之间收益分配不合理的局面。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必须有政府介入劳动力市场价值形成和工资决定。

　　要素市场应该加强政府管制，政府应该介入劳动力市场，介入初次分配，关键问题在于怎么介入。我个人认为政府介入劳动力市场主要是通过提供规则，加强协调做的工作，而不是职责上决定工资分配。

　　比如说政府可以通过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工资增长指导线，通过这方面的立法和政策规定，来完善最低保障。这里提到逐步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保障机制。这是政府需要做的事，企业很难自主做这个事情，需要政府规定一个工资增长的指导线。

　　第二，借鉴西方有关国家的经验推行利润分享制度。利润分享和职工持股不一样，在我看来是按劳分配的形式。凭着劳动参与利润分享，在很多西方国家有成功的经验，包括美国西点航空公司，从濒临破产到重整，到盈利，这个过程中推行一个劳动参与利润分享的制度安排。这应该提供劳动报酬，下一步国家可以考虑做的一个事情。

　　第三，政府应该推动公司法的改革，让企业职工分享企业的控制权。目前，我们国家《公司法》中明确“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里面是没有劳动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这是不符合现代企业理论和现代西方国家公司法改革趋势的。

　　我国公司法和公司制度的建设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参考英美国家的经验。按照国家产生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国情来看，是否应该借鉴日本和德国公司法、公司制度的经验？再有，政府介入初次分配，政府有关劳动部门直接介入劳资谈判，完善三方机制，西方国家比较完善劳资证这个三方协调机制，是政府应该做的事。

　　第二点，企业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最后形成劳资合作的局面。中国那么多现代企业理论，公司相关理论等等做指导，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避免经过长期矛盾、斗争的过程，尽早实现劳资和解，达成劳资合作。这方面可以说企业的控制方股东应该发挥一个积极的作用，或者说资本这方面和劳方应该有合作的意识，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合作。

　　第三点，提高工会独立性和自主性。

　　提高工会自主性和独立性可以均衡劳资方面谈判力量、博弈力量，通过广泛的谈判，切实维护职工的权益。

　　广东要重视区域发展

　　陈雪薇（党史理论研究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贯彻十七大精神，我希望广东要琢磨三点：

　　第一个意见，希望通过学习十七大，在省委领导下，广东应该进行一次比较全面的，回顾29年的重新思想解放。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我很关心广东，我工作在北京，我也来了二十九年了，改革开放，广东比全国都走得早，现在到了一个该总结、反思，全面解放思想的一个新起点，没有这个新起点，今后广东还能否领头走着，我有点担心，这是第一个意见。

　　第二个意见，广东本身要重视区域发展。我的老家是中山，非常富裕，发展也非常好。大概前几年，我去了一个县，距离广州两个小时，那有一个村，那会没有米饭吃，现在可能开始有米饭吃了。他们是挑着泥巴上山种茶叶搞出口，把小年轻人送到东莞打工。如果再往北，粤北贫困的地方还是不少，粤东更不行。广东的区域发展非常尖锐。

　　第三点，广东应该琢磨一下新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广东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积极进取。

　　希望地方政治体制改革更大胆

　　何增科（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所长）：

　　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北京大学搞了三届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项目”。今年是第四届了。我对前三届获奖的63个项目，在增强党和政府政治合法性方面的功效或者贡献进行了一个实证的分析。

　　地方政府其实就是广义地方政府体制改革，可以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比较狭义政治体制改革，直接跟政治民主相关的。第二类是行政改革，第三类是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对这63个项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改革本身基本上从八个方面增强党和政府的合法性，这方面贡献更大。第二个方面是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和社会管理体制方面的改革，它的贡献是居于第二位。第三类是一些行政改革的东西，比如说像提高一些办事效率的改革。

　　我们发现一个趋势，地方政府的创新，今年第四届的时候，真正以民主政治建设为指向的改革越来越少，社会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和社会公共体制改革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感觉到有点忧虑。如果在全国的层面，担心政治稳定、担心发展，对民主政治方面更多是意识形态比较多。其实在地方层面，民主政治建设有更加宽松的环境，事实上在地方这一层面，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经历过这几届以后，在很多方面创新在下降，数量在减少。

　　十七大之后，我们希望，也呼吁地方政府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的事业能够给予肯定、支持和鼓励。能够给实验创造更好的条件，使它能在更大范围加以推广，这对我们国家长远的稳定，长治久安非常有意义。我们希望地方层面政治体制改革更加大胆一些，这样也为将来在全国层面民主政治大规模推进体规比较好的前期实验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