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特08版）

　　（搞村民自治）村民为什么打架？主要是做官的利益太大。而利益，主要是土地利益。土地改革没有到位，利益太大，民主自治就搞不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王贵秀（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原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央党校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

　　改革，最后，最难，最根本，最核心是党的改革问题。

　　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能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这是最关键的。深化改革不找深层次的问题，老在表层上摸来摸去，老绕着走。历史在前面，世界在前面，你躲来躲去，恐怕最后那个槛就过不去。所以，从人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就是要走向社会。国家本位是社会要有生机和活力。现在强调社会建设，内容丰富，我很赞成。

　　应该树立科学改革观

　　党国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现在讲科学发展观，这个当然是对的。但好像没人讲“科学改革观”。这是应该树立的一个观点。

　　举个例子：我们搞民主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最激进的改革就是村民自治。这个改革的成绩如何？的确有搞得比较好的。但我看到的比较多的是反对这个改革的，很多不太成功的情况。

　　搞了村民自治改革以后，我们首先看到的情况是：农村因为村民自治而产生更多的冲突、打架，打得头破血流。我们搞村民自治的目的就是稳定农村社会。可结果反倒搞得不稳定了。在调查中，我发现，原来的一些村庄，比如说，有两大姓或三大姓合起来的村庄。过去的体制搞得比较好，两大派没有什么矛盾。搞了村民自治后，这个问题（村庄内部的矛盾）反而变得突出了。

　　为什么这个问题比原来设想的情况要严重？实际问题是，一个村里两个或几个大姓，要摆脱村委会选举的统一体。原本是单一的社会，现在各自要独立，要分开过，不愿意搅和在一起。有些从事村民自治工作的人说，我们的民主由基层到高层好。但进一步开展以后，这个问题会怎么样？

　　稍微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两个问题：一是，村民为什么打架？主要是做官的利益太大。而利益，主要是土地利益。土地改革没有到位，利益太大，民主自治就搞不好。

　　二是，村里李姓和张姓的百姓闹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我们有一个机制，百姓就没可能闹分裂。这个机制没有建立，我们就害怕不敢推进民主政治改革。有一种什么样的机制能使张姓和李姓不闹分裂呢？这个是我们改革要思考的问题。

　　最激进的改革就村民自治。我们1988年开始，1998年立法，到现在，仍然不能令人满意。中国很多法律不能令人满意，比如说土地制度就是这样，不要说私有制，就连《承包法》规定的一些权利农村都落实不好。当然，落实不好可以说是因为所有权没有到位。

　　如果我们不科学地考虑改革的相互关系，无论有多少设想，恐怕都落实不了。要好好考虑一下科学改革的问题。渐进改革把容易改的改掉了，剩下一些比较困难的东西。我们要讲究统筹，统筹各种改革的措施，很好地思考。

　　我们要把改革的对象当成科学的工作对象来考虑。农村改革没有城市化就没有办法深入。城市化改革的做法现在不太清楚。比如，“要增加城市人口的比重”，怎么个增加法？现在，一亿多人进了城，但是过年过节要回去。我们有两亿五千万户农民，但即使两亿户进了城，仍然是城里住不下，过年过节再回去。

　　在统计公报中，这已经算是城市化。因为讲“半年以上住在城里就是城市人”。但两亿五千万户农民再进城两亿，仍然是半年以上待在违章建筑里或别的什么地方，过年过节或是农忙季节又回去。这样的城市化恐怕有问题。

　　农村要发展要采取积极的城市化政策。而这个积极的城市化政策要具体化。当然不是浪漫主义，一下子北京户口、上海户口就来了。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安排。

　　财富增量要用在弱势群体身上

　　杨帆（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1998年，我撰写了一篇长文章，试图对中国改革做一个实证性的研究。文章中说“渐进改革的矛盾是权力资本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而且我觉得这个矛盾没法解决。从这几年争论可以看到，到现在为止，权力资本化已基本接近完成，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确实不能容忍它们，这个矛盾到现在也没有看到解决的办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理想主义社会，基本上是理想主义改革。那时，腐败比较少，共识比较多。但有一个问题：社会动员程度太高，引起社会不稳定。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导向是没有错。但改革开放起点是什么？改革开放的起点就是权力。一系列的演绎过程，发展过程，逻辑历史一定是权力变资本的过程，而且掌握权力的人得到很大的好处。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改革比八十年代深化了，主要的五大改革，其中的国企改革和土地房地产改革这两项市场化是基本正确的，但是没有认真地做到政策补偿，权力资本勾结太严重，造成了社会权力资本合作对老百姓的剥夺，在利益分配格局上有很大偏差，但是方向上是正确的。还有三项方向是需要调整的，一项是社会保障，一项是医疗改革，一项是教育改革，这三项改革要市场化恐怕有问题，这个需要调整。

　　上世纪八十年代搞生产资本的时候已经出现社会不稳定。九十年代加强控制，再使社会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把金融资本和国际资本引入中国，按照马克思资本论的说法，权力资本化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在逻辑上已经完成，历史上还没有完成。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政府能够维持稳定，中国经济还有繁荣的空间。所以，未来在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方面如何能够承认并且规范，或者哪些承认哪些不承认，要有一个客观的研究。在七年左右的财富大爆发的过程中得以完成社会转型。

　　要想转型也不困难，原来的改革是增量，现在还是增量，关键是后面的增量不能再搞权力资本化。未来七年GDP要增加50%.这些财富的增量部分应该主要放在改革开放30年来弱势群体这一边。本质问题是利益分配。未来几年的格局应该往哪边倾斜？这有一个很明确的看法。

　　加强国有经济控制力要论证

　　王占阳（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

　　报告中说“增强国有经济控制力”。加强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前面必须加限制词。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国民经济控制力跟现在是不成比例的。改革开放恰恰就是降低国有经济控制力，发挥民间的力量。如果加强国有经济控制力，而不在前面加个限制词，这个事情麻烦就大了。前一段时间国资委一下子整出七个领域都是得由国有控制的，理由就是加强国有经济控制力。这个没有经过任何的论证，对该问题我们今后还要再考虑。

　　在谈到公有制为主体的时候，十七大报告没有对公有制的含义和主体的含义做任何的规定，这是一个进步。大家可以达成共识。但，下一步，我们要考虑进一步明确公有制为主体的实质就是公有制为主导，把非公有制占多数的问题解决了。

　　之前，我强调效率要公平。现在初次分配也讲公平，二次分配更要公平。但我现在有一点担心，初次分配的公平会不会出现工资过快增长，造成经济竞争力下降，企业垮掉，失业增多反而不利的结果。在初次分配上一定要掌握分寸。到2050年，普遍的工资比较高，那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一步到位，那是适得其反。

　　思想解放了才有文化大繁荣

　　现在中国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思想的活跃和创造力。

　　这实际上是文化大繁荣真正的核心点所在。思想一定要解放，要让大家有发言权，要让大家能够好好地研究问题。只有思想的花朵盛开的时候，我们才能说真正的文化大繁荣，否则我们可能是俗文化。中华民族需要一种高境界的东西。我们现在不能把文化落在后面，再往后落，我们后面（的发展）就没有后劲。

　　公有制为主体该如何理解

　　保育钧（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

　　经济体制改革还要进一步深化，要害问题是怎么贯彻执行力。

　　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涉及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基础。我们的经济基础是市场体制，市场又是多元化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句话怎么理解？

　　民营经济的概念分为三个部分：非公、外资和个体私营企业。公有制为主体，现在，民营经济的份额已经占到50%以上，这怎么理解。公有制为主体这句话要有一个新的解释，否则的话回避不了。

　　我认为，公有制为主体不光是生产资料，不光是企业。国有资源，资源性的东西没算上去，造成很大的漏洞。这些都是国有资产。

　　海洋、领空，包括我们无线电的频道等等。我们有很多国有资产，公有制的东西白白的丢掉了，所以一定要放宽视野。公有制为主体，不光是生产资料，更不仅仅是工厂企业，我们要放眼我们的整个资源。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不能仅仅局限公有企业和公有生产资料和大量公共资产、公共资源、公共资本。

　　不能仅仅把公有制理解为产权单一的国有企业，而是产权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这才是改革的目标。产权多元化就是要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经济。将来单一的公有制企业是很少很少的，大量的是公司治理，股份治理企业，这才是增强控制力。如果仅仅理解为产生单一的公有制，搞垄断那就不能叫公有制。

　　（下转A特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