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特07版）

　　由于中国的历史特点，中国改革主导者始终是官方，未来的改革要继续推进，就需要执政者有邓小平那样的大担当，那样的气魄，那样的作为和眼光。如果中国政权自上而下都勇敢地为国家做出这个担当，中国未来五年会有一个非常喜人的变化，我希望这种局面出现。

　　――吴思（历史学者）

　　把青春献给工业化城市化，最终都要回农村解决住房

　　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深化体制改革，我觉得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谈。

　　第一，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我们的发展方式有问题，大家都看见了，这个发展方式跟我们高速增长是一体的。但靠这种扭曲的发展方式是不能持久的。至少可以认为，我们这个增长方式与东亚的增长方式或成功了的标准增长方式是不同的，人家在很多方面的弊病可能要比我们少。而我们的发展越是深入，问题和弊病越是显现。这个发展方式又与我们的体制相关，因此要从制度的根源上进行改革，为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要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体制。我们本来就是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应该提供最基本的生存和教育底线，建立初始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题中之义。像大家刚刚谈到的对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的基本的生存保障、基础教育、医疗等等，应该由政府无偿或廉价提供。当然，要吃得更好、住得更好，就应“按劳分配”，靠自己挣，不能搞平均主义。

　　第三，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隔离发展的机制。这种隔离发展方式既有失公平也没有效率，把青春献给工业化、城市化的亿万农民工“前赴后继”在城市里打工，没房子住，只靠租房解决，最终还都要回农村解决住房问题，这种方式能持久吗？在其他国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不管是通过贫民窟的方式，还是采取香港、新加坡那种廉租房或“组屋”的方式，总算有一个窝，有房子住，而且若干年以后还可以获得产权。在城市里居无定所的1.3亿农民工的流动是非常可怕的。

　　因此，要解决农民工住房的问题。解决农民工的住房产权问题要与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要让农村住房与城里对流。一是要给农民以完整的土地产权，房随地走；二是要让农民土地进入市场，即要给农民的土地自由处置权。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农民是有土地所有权或者支配权的，但是后来慢慢被“一大二公”去了。

　　不进行综合配套的改革，改革也会成为半拉子工程

　　不论农民的土地权采取个体还是集体的形式，都得要界定土地产权，产权如果不确定，所有的问题都很难解决。并且还应当在产权界定的基础上，使其资本化，土地不资本化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包括土地在内的资产的资本化，既是提高效益又能体现公平的途径。中国现代化必须以城市化为中心，城市化必须以城乡协调发展为前提，城乡协调发展必须让农民的土地进入市场。如果农民的土地不进入市场，既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村的贫困状态，也不能解决城市里高房价和农民工住房等问题。

　　所以我觉得，农民土地资本化具有战略性、革命性的意义，这个要从立法和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上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我们经常使用“集体所有制”，就是意识形态的概念而不是法律概念。包括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的法律概念是“总有”、“共有”、“合用”，其内含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都是有严格的规定的。如果不从法律上界定“公有”产权，不论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恐怕都会异化为“村长”或“族长”所有。

　　最后，加快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实际上我们经常讲，要避免单兵突进的“跛腿”改革，要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结合起来进行配套改革。我想，不进行综合配套的改革，尤其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法治的市场经济是很难建立的，改革也会成为半拉子工程。所以，邓小平早就说过，“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最终是不能成功的”。

　　现在基层政权开始向下负责，权力授予方式有了根本改变

　　吴思（历史学者）：我读了十七大报告，我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方面的成就非常欣赏，我说的都是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

　　第一，是关于“坚持和完善”“基层自治制度”的，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基层？从社会组织的角度来说，基层在农村就是自然村，在城市就是居民委员会。如果按照政权设置来说，基层就是乡镇，最底层的政权。我倾向于这里指的是基层政权的基层。如果这个理解是正确的话，我们就能想象五年之内各个乡镇开始推广“公推直选”，由现在的300个发展到5万个。现在基层政权开始向下负责，整个权力授予的方式有了根本的改变，这必然引起更高一层的变化，引起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变迁。如果这个解读是有道理的话，这5年发生的事将惊天动地。

　　第二，党内民主是什么意思？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到“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知情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利机构和运行机制”，而且提到“选择一些县（市、区）试行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如果这意味着在县级将建立起类似党内三权分立的体制，这也是未来5年中非常重大的变化。

　　第三，也是在十七大报告中看到的新词，“必须让权利在阳光下运行”，“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表达权”尤其特殊。

　　由于中国的历史特点，中国改革主导者始终是官方

　　在三个感觉之外，我想谈谈过去的历史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恰巧我在前几天编了一篇稿，这篇稿里有几句话给我极其深刻的印象。那是1985年7月14日，邓小平对价格攻关的方案有一番评论，邓小平说，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10年和下世纪前50年奠定良好和持续发展的基础。我看到这就眼睛一亮，他居然想到2050年。邓小平想的是，要为2050年那个时候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他说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发展，所以改革不是看3年、5年，而是要看20年乃至下个世纪前50年，这就是大担当，一下子想了65年。

　　然后邓小平紧接着说，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是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今后即使出现风波，甚至出现大风波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下一个10年没希望。

　　我的结论是，由于中国的历史特点，中国改革主导者始终是官方，未来的改革要继续推进，就需要执政者有邓小平那样的大担当，那样的气魄，那样的作为和眼光。如果中国政权自上而下都勇敢地为国家做出这个担当，中国未来五年会有一个非常喜人的变化，我希望这种局面出现。

　　改革最大的成果就是民间的生存空间大了一点

　　保育钧：回顾改革历程，有哪些成功的经验，还有哪些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对于改革不成功的地方也不用回避，谈不成功的地方不是给改革摸黑，不是那么回事。张鸣来说一些。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我现在想一个问题，改革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成果是什么呢，最大的成果就是民间的生存空间大了一点。

　　对于改革，有时候我们往往期待着政府和党应该怎么做。但是如果没有民间的力量，没有社会空间不断的扩大，改革其实是很难的。

　　保育钧：我插几句，我从下面（地方）刚回来，我了解中国最不稳定的权力机构是县一级政府，县委书记平均任期是2.7年，能干满一届的就不太多，更别说干两届以上的了。任期这么短，就没人认真干活了。这就涉及到体制改革中，政治体制跟经济、社会、文化体制各方面的改革不配套的问题。

　　张鸣：我看过一个副市长写的《芝麻官悟语》，说干部要当抹墙的抹子，底下怎么样不管，抹平就行了。

　　社会保障决策缺少民主参与机制

　　李绍光（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我想结合我的研究方向谈谈我学习报告的体会。对于社会保障的论述，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建立我们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从那以后到十五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但是十七大的报告对社会保障的描述是最明确的。

　　关于社会保障制度下一步怎么发展，十七大报告讲我们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个层次很清楚。

　　社会保障制度下一步的建设的方向、原则更加坚定了。这一段时期以来，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有很多争论。我们知道社会保障制度一个主要的功能就是收入再分配，但是在争论过程中有这么一种意见，似乎市场经济就不讲公平，社会保障就是讲公平的，就是弥补市场缺陷的，两者是对立的。十七大报告里从原则上和方向上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领域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

　　再讲一下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现在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过程中，缺少民主参与的机制。一系列的决策里面应该不应该有老百姓的参与，受益人的参与？需要靠一种什么制度和机制保证老百姓社会保障决策的参与权？十七大报告里讲了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对社会保障来说同样是有这么一个任务，需要有一种制度，有一种机制保证让老百姓、让受益人、让企业参与到社会保障决策里面来，这是我的几点粗浅的体会。

　　保育钧：刚才几位专家发言，各抒己见，有宏观的，有微观的。改革开放取得伟大的成绩，这个成绩举世瞩目，回过头看，我们还要发展。我们存在的问题不少，十七大对此作了回答，都开出了单子来。我看十七大改革开放的决心很大，主要是怎么把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包括党制上的改革全面协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