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讲
冯健广东海洋大学体育系,讲师,主要从事人文社会体育研究
008有话
来地球之后就听说,地球人很喜欢喝一种液体,叫酒,喝到量,人们会手舞足蹈、语无伦次、孔武有力……据说好多年前,在运动场上,运动员就有用喝酒来提高比赛成绩的,这倒是蛮可爱的。直到后来出现了兴奋剂,体育比赛变成了兴奋剂的比赛,这让008觉得很伤心。为了比赛成绩,不惜损害自己的身体,让人不理解?!今天起,我们就来揭揭兴奋剂的老底。
伴随着体育组织兴奋剂检查设备和技术的更新换代,为了逃避检查,运动员使用的具有代表性的新型违禁物质,也已从20世纪60年代的苯丙胺、70年代的麻黄素、80年代的睾酮、诺龙等雄性激素类固醇,发展到21世纪的各种血液兴奋剂、生长激素,以及尚无检测手段但代表未来方向的基因兴奋剂。
■第1阶段:传统刺激类药物
公元前3世纪<<食用致幻蘑菇狂饮白兰地
在竞赛中使用各种物质以求获得优势已有很久的历史。早在公元前600年,古罗马的斗士就使用过刺激剂。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也曾服用过从蘑菇中提取出来的致幻物质以求提高成绩。自公元前3世纪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起,运动员就尝试饮用各种白兰地或葡萄酒混合饮料,或者食用致幻蘑菇,以便获得附加的“力量”来战胜对手。甚至有用士的宁一类的生物碱与酒精混合在一起服用,以寻求刺激效果。
1896年前<<赛前服用海洛因和可卡因
到了近代,为在比赛中获胜而服用各种饮品和制剂的做法依然流行。在19世纪中有不少关于比赛选手服用兴奋剂的记载,而且大部分都发生在1896年举行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之前。
1865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一次游泳比赛中首次报道有运动员服用兴奋剂。此外,欧洲的自行车运动员也为了增强耐力而在赛前服用一种海洛因和可卡因混合制成的兴奋剂Speedball。当时,欧洲常举行一种日夜不停、持续进行144小时的自行车六日赛。据报道,参加六日赛的比利时运动员比赛时吃一种药物浸泡过的糖片;为了同比利时运动员抗衡,法国运动员服用咖啡因片;而英国运动员则吸入纯氧并用白兰地送服士的宁、海洛因和可卡因。
19世纪末期<<服用士的宁和酒精混合剂
到19世纪末期,一些国家的拳击选手在上场比赛前通常要喝酒,并服用士的宁或其他混合制剂。体育界首例与服药有关的死亡事件发生在1886年。那是一名英国自行车运动员,他因过量服用兴奋剂而死亡。而兴奋剂危机首次波及现代奥运会,是发生在1904年的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上。当时,美国马拉松运动员托马斯・希克斯因在比赛途中服食了大剂量的混合着鸡蛋清的士的宁,导致率先冲过终点后倒地不起,后经医务人员紧急抢救才苏醒过来。可以说在早期的现代奥运会上,运动员们服用的兴奋剂大部分都是士的宁和酒精的混合剂。
1960年<<奥运会首现兴奋剂致死事件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苯丙胺(一种中枢兴奋药,类似冰毒)才取代士的宁而成为运动员们的首选兴奋剂。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服用苯丙胺的不只是运动员,一些国家为了在战争中取胜,不惜给长途奔袭连续作战的士兵集体服用苯丙胺,就连考试前拼命用功的学生、夜间赶路的卡车司机和工厂里上夜班的工人,在身体疲劳时都经常用它来驱赶睡意、焕发精神。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人数急剧增长。1952年,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冬季奥运会上首次发生与苯丙胺有关的兴奋剂事件―――几名速度滑冰运动员因服用苯丙胺而在预赛中虚脱,后经医生的救治转危为安。
奥运会历史上著名的“苯丙胺悲剧”终于发生。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会上,丹麦自行车运动员克努德・詹森在公路自行车赛中死亡。当时的报道披露,詹森死前曾服用酒精和苯丙胺混合剂。詹森的死使国际奥委会下定决心开展反兴奋剂斗争。1961年,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IOCMedicalCommission)成立于希腊雅典。
1964年<<奥运村盥洗室满地注射器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出现了可怕的情景:奥运村的盥洗室里到处都是运动员使用后丢弃的安瓿和注射器。1967年,英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自行车运动员、1965年世界冠军汤米・辛普森在环法赛第13天比赛途中死于法国境内的旺图山峰。人们在他的运动服口袋里发现了尚未服用完的苯丙胺。当然,进行尸体剖检的病理学家也证实在他体内发现了苯丙胺。迫于形势,国际奥委会在1968年的格勒诺布尔冬季奥运会和墨西哥城夏季奥运会上,第一次在所有比赛项目中正式实施了全面的兴奋剂检测。
检测并没有吓住滥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倒是来势凶猛的“兴奋剂浪潮”一举冲毁了国际奥委会设置的“防波堤”。
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现代五项的射击比赛结束后,前17名运动员中竟有13人兴奋剂检测结果为阳性,由于违禁服药的人数太多,以致有关方面未敢取消这些运动员的比赛资格。
由于兴奋剂检测已可轻而易举地查出运动员是否服用了苯丙胺,至20世纪70年代初,使用这类药物的运动员已明显减少,但运动员们从未停止过提高运动能力的各种尝试。
■第2阶段:合成类固醇肆虐
1964年<<服用类固醇女人长得像男人
50年代,多种合成类固醇相继问世,它的药理作用是可以使肌肉增大和力量增强。到1960年,几乎所有项目都有运动员使用这类药物。可以认为这是兴奋剂使用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前苏联的欧洲女子200米跑冠军玛丽娅・伊特基娜、罗马尼亚的女子跳高世界纪录创造者I・巴拉斯以及前苏联的普雷斯姐妹―――奥运会女子五项全能冠军依莉娜・普雷斯和被称为“列宁格勒之花”的1964年奥运会女子铅球和铁饼冠军塔玛拉・普雷斯,最早服用雄性合成类固醇。任何人只要看一眼这些“女人”,便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服用雄性合成类固醇可增强女运动员的肌肉力量和进取欲望,使她们在肉体上、精神上和感情上变得更像男人。
1988年<<名将约翰逊服禁药被取消金牌
因为一直未研究出准确而可靠的检测方法,国际奥委会迟至1975年才宣布禁止使用合成类固醇。在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上,共有11名运动员兴奋剂检测结果为阳性,其中8人服用了合成类固醇。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在被查出的12名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中,有11人服用的是合成类固醇类的药物。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终于爆出了世界体坛最大的兴奋剂丑闻―――世界“第一飞人”、加拿大著名短跑运动员本・约翰逊因被查出服用合成类固醇类药物康力龙而被取消金牌。在这届奥运会上共查出10名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其中有6人被没收已经获得的奖牌(其中包括3枚金牌)。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举重队因兴奋剂问题全部退出比赛。
1984年后<<奥委会宣布禁止血液兴奋剂
从20世纪70年代起,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于军事目的的血液兴奋剂(血液回输)已在重大比赛中被使用。最初是一位瑞典专家将这一技术应用于运动员,后来此方法便风靡整个欧洲体坛。血液回输是从运动员本人体内抽出一定数量的血液,经处理后储备待用,赛前1―7天再将血细胞随生理盐水输回原抽血者体内,目的是增加循环系统中的红细胞数,借此提高血液的携氧能力。研究表明,运动员经自血回输后,最大吸氧量和持续运动到极限的时间均有增加。
直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后,血液兴奋剂才真正引起人们的重视。据美国奥委会透露,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自行车比赛的美国自行车队中,至少有7名运动员赛前进行了血液回输,而且其中4名还获得了奖牌。不久之后,国际奥委会宣布禁止使用血液兴奋剂。
尽管从1986年开始,就有专家研究如何检测血液兴奋剂,但一直没有找到有效的检测方法。直到1994年在挪威利勒哈默尔举行的第17届冬季奥运会,国际奥委会才开始在滑雪项目中进行血液检测。
■第3阶段:生长激素兴奋剂
近年来<<生长激素因查不出而被滥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奥委会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反兴奋剂斗争,在奥运会上被查出服用违禁药物的运动员人数有所下降: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5人,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2人。但是,鉴于国际反兴奋剂斗争的复杂性和特殊性,数字有时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经验证明:多年以来,在服用禁药者与检查者之间展开的一场无休止的“猫捉老鼠的游戏”中,欺骗者似乎总能寻找到一些新的药物和方法战胜检查系统,从而保持领先地位。
由于合成类固醇已难逃检测法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运动员转而使用不会被查出的生长激素(HGH)。生长激素具有合成代谢作用,据信可增长肌肉体积,从而增强力量。前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副主席、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认为:生长激素是目前滥用程度最高的禁药,因为查不出来,它已成为合成类固醇的替代品,所有的运动项目中都有人在使用。
2000年之前<<促红细胞生成素无顾忌使用
另一种曾因长期无准确可靠的检测方法而被运动员广泛使用的流行禁用药物是促红细胞生成素(EPO),它具有增加血红蛋白含量从而提高携氧能力的作用,被认为可增强耐力,使用者主要集中在长跑、长距离游泳和自行车项目以及冬季耐力性项目中。据报道,由于检测手段落后,在2000年之前,各国运动员基本可以无顾忌地使用EPO而没有被查出的危险。这种情况引起了国际奥委会的高度重视。在国际奥委会和多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检测EPO的方法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2000年8月28日,在历时几年的关于检测EPO新方法的研究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国际奥委会正式批准在悉尼奥运会上进行血检和尿检相结合的EPO检测(既采用澳大利亚研究的血检EPO方法,也采用法国研究的尿检EPO方法,两种检测结果互相补充)。虽然新方法已经投入使用,但各国科学家并未就此止步,仍在继续进行研究,以使检测技术不断完善和提高。2000年12月7日,国际泳联在世界杯短池游泳赛墨尔本站首次实行竞赛期间血检,这标志着血液检测EPO这一高新技术的应用又有新的突破,已不仅局限于奥运会赛场。
在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上,也依照悉尼奥运会模式,进行了血检结合尿检的EPO检测,并依靠经过改进和提高的检测技术,查处了违禁使用第二代EPO的3名滑雪运动员。
■未来:基因兴奋剂时代
基因变异:
4岁儿童举起3公斤哑铃
伴随着近年来尖端医疗技术的发展,已经有人预言将来可能出现运用基因疗法“改造”血液和肌肉的“基因兴奋剂”。
2004年2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李・斯威尼等人,将控制合成促使肌肉发育的蛋白质的基因,运用特殊方法植入实验鼠体内,使其肌肉纤维变粗,在实验中成功地使这些实验鼠的肌肉功能提高了一倍。4个月以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介绍了一名在出生后不久就发生体内基因变异而出现的“巨人婴儿”,这名婴儿由于体内无法合成使肌肉停止生长的蛋白质,所以肌肉生长很快,在其4岁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用一只手轻轻举起3公斤重的哑铃。
让人感到棘手的是,基因兴奋剂和此前的兴奋剂药物不同,尿检和血检均不能有效查出。而且,根据不同竞技项目的要求,基因技术能够对人体不同部位的肌肉进行特定的改造。日本名古屋大学教授押田芳治认为,利用修复受伤器官的再生医疗技术等研究成果,“制作”出一个鼎盛时期的卡尔・刘易斯并非不可能。
实际上,基因研究和体育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迄今已发现100多个与增强肌肉和肺活量有关的基因,发达国家正解析优秀选手的基因,比较其碱基对和正常人的差异。
高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不停地给兴奋剂检测提供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另一方面也给反兴奋剂斗争增加了难度。有专家担心这种基因兴奋剂可能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出现。“在相关问题搞清楚之前,谈基因兴奋剂的检测不太现实。”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主任吴侔天表示,不到北京奥运会开幕,不能排除有新检测项目的可能性。
本报记者虞伟实习生史进峰沈佳音(资料提供:国家体育总局信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