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角杯里斟满MARTINI酒,被放在花园里的一排跨栏上,年轻的男人把风衣脱下来递给管家,然后对站在另一端的仆人说:“看着点,可以碰到,但不能倒。”这个镜头已经足够说明《火战车》整片的风味:讲究到每一个毛孔,优雅逼人。在这个连007都喝不上有年份DomPerignon的新世纪里,你简直无法相信,这真的是一部体育励志片。

　　1982年,这部名副其实的奥运电影曾经席卷了第54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剧本、最佳服装设计、最佳音乐四项大奖,同时还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得评审团特别奖,可是在之后的25年里,又不停有人攻击它是历史上最差的奥斯卡最佳电影。

　　什么样的电影?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一段传奇故事

　　这电影来自1924年巴黎奥运会的一段传奇故事,有关于世俗、神、竞争和美德,以及只有那个时代才能出现的奇迹。金融家的儿子亚伯拉罕是移民英国的犹太人,在剑桥二十年代的反犹空气中如坐针毡。他的速度成为他对抗种族偏见的最有效手段。传教士的儿子埃里克是全苏格兰最好的橄榄球手,他的速度是他对上帝慈恩的最好献祭,他要用他的金牌为上帝赢得荣耀。亚伯拉罕曾经看过埃里克跌倒之后爬起来依然能获得冠军的比赛,埃里克也知道亚伯拉罕顶着学校的压力聘请了来自意大利的职业教练员。经历了无数levelup,他们终于成为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1924年,会猎巴黎。

　　然而在英国队启程赴法时,埃里克忽然得知百米决赛将在星期天,也就是基督教规定不得工作的安息日举行,当时英国王子威尔斯亲王赴巴黎督战,他恳切要求埃里克为国王而战,但埃里克依然决定退出比赛,正在此时,英国队400米选手林赛勋爵主动把自己参加400米赛的权利让给了埃里克,因为那场比赛在周四举行。临阵换将,埃里克居然一举夺得400米赛冠军,而且打破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一直以埃里克为最大对手的亚伯拉罕受到激励,击败了美国名将们,夺得了百米决赛的冠军。

　　什么样的奥运?最早的艺术体操比赛3月15日开始,而闭幕式则是7月27日。

　　巴黎奥运会在本片中露足了脸,从比赛场到运动员宿舍,这届第一次提出“更高、更快、更强”口号的奥运会和本片从性质上来讲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成功伟大不靠谱。所以我们先来看看那时奥运会和商业体育的差距,也许就能明白,为何会有这样一部电影。

　　1924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复兴30周年。不幸在1923年的冬天,塞纳河决堤,刚刚从战火中复苏的巴黎又受到了洪水的侵袭,法国上层人士甚至提出放弃主办权,让洛杉矶接替,而最后的结果是勒紧腰带办奥运,一切凑合着来,比如运动场内的跑道一圈居然有500米,都用煤渣铺,而且在运动场外,筹委会盖了一批临时简易房,那就是奥运村。

　　和现在的“全世界体育盛会”不同,你可能很难猜到几乎没有赞助商的巴黎奥运会一共举行了多久,最早的艺术体操比赛3月15日就开始了,而闭幕式的时间则是7月27日。想想看吧,光射击比赛就花了整整一个月时间。但即使这样漫长,组委会却忘记了颁奖仪式,本片主角亚伯拉罕本人表示,他的100米金牌是运动会结束之后大约一个月才从邮局寄来。

　　此外那个时候的运动员也真的只是业余爱好。因少年时体弱多病而练习游泳的魏斯穆勒,成为史上第一个百米自由泳打破1分钟大关的运动员。但后来真正让他名动一方的,则是进入好莱坞,在12部影片中出演了“人猿泰山”。

　　什么样的古典主义?短跑运动员随身必备一把铁铲,每个人都要自己挖坑起跑用。

　　其实单看电影所表现的故事,或多或少会觉得陈旧老套,特别是人们对待体育的态度,离金钱太远,离信仰太近。一切都和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商业体育距离太远,比如运动员们会在柚木地板舞厅跳优雅的华尔兹,男人都穿燕尾服,而为了宗教问题不参加决赛也会有半个奥委会帮他想办法,最终在决赛之前还可以更换队员。

　　在那个时代里,看视频新闻要进电影院,看比赛要穿礼服戴礼帽。贝利的足球成名之路尚无人尝试,尽管美国人时髦的穿法已经是把羊毛衫系在背上,但英国人还在运动服外面穿白色长大衣,那个时代本来就沉闷缓慢优雅小心翼翼,所以没法期待每个人都变成黄伟文。

　　在那个时代,鲨鱼皮游泳服和不到100克的跑鞋连影子也没有,短跑运动员随身必备装备是一把铁铲,在起跑线前每个人都要自己挖坑起跑用。所以古希腊的体育精神在当时的确适用,“参加竞技的人,是各城邦的公民。他们首先是业余选手,即使拿了冠军,也是公民的普通一分子。观众与运动员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于是体育人人都可以参与。”正是在这种态度下,才可以让人频频计较,而凡事也有转圜余地,因为这不是为了让观众花钱看才搞的比赛,而真的更像是学校运动会,君不见在运动场的四周只有一个广告,皱皱巴巴的布上写着“立顿红茶”。

　　什么样的中国缘?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埃里克最后病逝于山东潍坊。

　　现在让我们继续追溯时光的脚步,跟着影片中那些真实存在过的主角去看他们之后的命运。

　　在奥运会结束之后,作为传播福音的神职人员,埃里克在1925年重返天津,在教会学校教授化学和体育。这也是他出生的地方,埃里克的父母从19世纪末开始,就从苏格兰到中国传教。珍珠港事件后,埃里克被关进日本集中营,依然乐观并充满慈善地关怀集中营里的每一个同伴,并在那里开展各种活动,让营里的人都能坚强地面对暂时的磨难。一位名叫兰格登・古凯的美国人,在他所写的《山东集中营内》一书中,对埃里克作了如下描述:“当我在集中营的晚上,走过娱乐室时,经常看见埃里克俯身在棋盘或船模型旁工作,或者在指导人们跳一种社交方格舞。……他那时刻充满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他的热心和魅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集中营摧毁了他的健康,1945年2月21日,埃里克病逝于山东潍坊。

　　文/高亚

　　图/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