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任今年88岁，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图书馆专家，住在纽约。退休前，他在欧洲和美国的5大图书馆工作过，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的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总共36年。在这位美籍华人84岁高龄的时候，他萌生了一个念头：用个人的力量，为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募捐图书。

　　作为一位年迈的老学人，马大任一没有财力，二没有人力，美国与中国又远隔重洋，“赠书中国”这个计划一开始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不过马大任没有顾虑那么多，三年时间里他通过各种努力，已经募集了三个集装箱的西文书籍运到中国，总数接近6万册，这些书已被分送到国内大学的图书馆。第四、第五个集装箱也将在明年运往中国。一位势单力薄的老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应该安享晚年的时候，做起这么一件费力的事情？

　　马大任的捐书倡议得到了热烈回应。华裔学者中，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钱存训捐献163箱书，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捐献51箱书，牛津大学出版社捐献了270多箱近年出版的图书和该社图书馆的藏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捐了62箱图书，皇后区法拉盛图书馆也捐献了数十箱图书。

　　集装箱的运费和报关手续费用，由收书大学承担，平摊到每本书约为1到2美分，即不到0.2元人民币。收集书的其他费用――几千美金雇工搬运，各地奔波的食宿，纽约仓库的租金，则来自马大任他们自己的退休金和捐款。

　　一个研究图书馆，像哈佛图书馆，比他们的本科图书馆大十倍到几十倍。中国的大学绝对无法把图书馆扩大那么多。同时他们所缺的书绝大多数已经绝版，有钱也买不到。加强中国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建设是一个长期而且困难的问题。

　　马大任叮嘱记者将他的电子邮箱广而告之：johntajenma@att.net.捐款可以用Books-for-ChinaFund为收款人，他们收到捐款支票后就会给捐款人邮寄回在美国可作为减税证明的收据。

　　起因

　　大学图书馆出现西书空白

　　青春已过八十五，应该在家享清福。

　　三个子女都孝顺，孙子孙女也勤读。

　　大概生来劳碌命，不做事情不舒服，

　　今年又正是鸡年，不能闻鸡不起舞。

　　所以决定去找书，把书讨来送大陆。

　　可能收到不会多，但是也不无小补。

　　讨书有些像讨饭，求爷拜奶常空扑。

　　有时碰壁伤脑筋，还为搬书劳筋骨。

　　往往有书弄不到，是我方法太落伍。

　　也许吃力不讨好，你说命苦不命苦？“

　　这首打油诗是马大任在2005年写的。这是一个爱打趣的老头，“青春已过八十五”，他不愿意呆在家里过儿孙绕膝的安逸日子，自己给自己找了个苦差事。在美国为中国捐书，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马大任非常清楚。为大陆的图书馆做点事情，这个念头在马大任脑海中出现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而是十几年来的夙愿。

　　“1978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之后又回来过很多次，前后到过9个省，去过很多重要的大学图书馆参观。”马大任离开大陆半个多世纪，依然讲一口流利纯熟的国语：“十几年来我看到的情况，国内的大学图书馆发展的程度，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图书馆距离实在太大。”有一件事留给马大任的印象非常深刻，让他知道国内大学图书馆是什么样的状况：“1978年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拜访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西书采购的梁思庄副馆长。她是梁启超的女儿，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1935年毕业，我的老学长。那时候她已经70岁了，还在工作，让我觉得很奇怪。我问梁大姐为什么这么大的年纪还在工作，她叹了口气：”文革‘的时候，北大图书馆采购西书的外汇被四人帮冻结了。北大已经十年没有买过一本西书。现在可以买书了，但是全馆没有一个人知道选购西书的方法，所以我这个老太婆不能不来帮忙。“

　　马大任对这个状况非常震惊。他留心了解北大图书馆“文革”期间的情况，发现虽然没有像梁思庄说的“十年没有买一本西书”那么严重，但确实这十年中图书馆购买的西书非常少。“从新中国成立开始到‘文革’结束后，特别是‘文革’十年，中国与西方的学术交流非常有限，大学图书馆收藏西文书也很少。”马大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北京大学尚且如此，全国的其他高校，状况又该如何不堪？”

　　十几年来马大任在国内大学图书馆的参观，证实了他的猜测：“从上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前这30年，国内大学图书馆对西书的收藏可谓寥若晨星。这段时间的西方书籍在国内图书馆的收藏里是一大片空白。很多当年出版的书，现在已经绝版，就算花钱也买不到。这个空白对大学的研究发展是很大的影响。”而改革开放后，虽然各大学图书馆都有了购买西书的经费，但西书比中文书籍价格要高很多倍，经费用于购买每年新出的西文图书已经很不够，更不要说收购以前的旧书了。这使得从前留下的这个空白越来越难以弥补。

　　马大任觉得，根本的问题是国内对图书馆的重要性认识普遍不够：“中国国力现在正在迅速增强，但如果在学科研究上没有大发展，始终只能是一个二流国家。而‘研究’的发展很重要一点就在图书馆。很多的图书馆还是被当作无足轻重的附属品。人们始终对‘书本知识’这种无形的东西重视不够，所以很多人有钱愿意给大学捐一栋楼，却很少人愿意捐资买书。”

　　对比

　　一边严重匮乏，一边不断流失

　　马大任对国内大学图书馆的这一状况心急如焚，想为改变这一局面出点力。他发现，在国内图书馆严重匮乏西书的同时，海外很多珍贵的西书却在不断流失：“很多欧美的教授、学人都有藏书的习惯，常常收藏他所研究领域内的很多书籍资料。在他们退休或者去世的时候，如果后辈不是从事同一行的研究，这些书籍资料往往被丢掉，很让人心疼，因为这一代教授收集的资料，往往正是中国闭关锁国那段时间的资料，对中国来说非常珍贵。”在美国，扔书还必须装在塑料袋放入废品箱，否则要罚款。找个相知的爱书人来继承“遗产”，无疑对很多学者来说也是很愿意的。

　　马大任又说：“另外，图书馆也常常剔除馆藏图书的重复本、旧版本，有些书他们以很低的价格卖掉，卖不掉的就当废纸处理。其实许多剔除的旧书是相当新的，因为新版出来，就把旧版丢掉。有些书是年年出新版，新版和旧版的内容差别并不大。”

　　一边严重匮乏，另一边不断流失，目睹这一状况让马大任很不平静。于是在2004年，他发起了“赠书中国计划”。“好几位退休老教授加入了这个计划，希望募捐一些西书，捐给国内的大学图书馆。”这群老人年纪都在六十岁以上，都是美国的华裔学人。“实际上，国内各种图书馆现在都急缺西文的图书，但我们特别着急，想尽快有成效，所以我们把计划定为只向退休教授募书，之后捐给国内的大学图书馆。其他类别的书籍我们不收。这样是为了更有针对性。”

　　马大任不像一些老人那么讳言生死，说话百无遮拦：“我今年都88岁了，再过几年可能就要死了。其他几位老教授，虽然年纪没有我这么大，但也是老人。我们特别希望我们送回大陆的书，能够快一点派上用场，同时快一点现出成效。大学生过三五年就进入社会了，多读一些好书对他们特别重要，可能可以改变他们。所以我们只捐送给大学的书。”

　　马大任给记者粗略算了一笔账：每位华裔教授或学者家中藏书大概3000册，或者更多。在北美的华裔教授、研究员、高级技术人士约有10万人，总计藏书量应该有3亿册，这是个很惊人的数字。不仅如此，美国各大学图书馆，每年淘汰的重复本和旧版书数量也很惊人；美国有些出版社也愿将过剩存书捐给教育机构，这些都是免费的外文书源―――如果能够被充分开发，那将是无穷无尽！

　　成绩

　　6万册书都是募捐而来的

　　差点找不到接受赠书的对象

　　想到这个旧书的巨大“宝藏”，马大任和一帮朋友兴致勃勃地开始了捐书计划，没有想到第一步就遇到了麻烦：找不到接受赠书的对象。

　　一直以来，美国有几个机构给中国捐书，比如“亚洲之桥”，通过海运的方式把书运到中国的港口，到达之后由海关进行检查。马大任觉得这样的方式很适合他们的捐书计划。但计划开始之后他们却发现，找不到中方接收图书的人。“我给中国在纽约的总领事馆写过信，说明了我们这个计划，希望领事馆可以接受赠书。但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收到领事馆的回音。”这个状况让他束手无策：“当时规定，国外向中国赠书，都要列明详细的书目清单。但我们只有几个老头子，收到的每一批赠书数目都很大，赠书的也都是上了年纪的老教授，有的甚至已经去世了，没有可能列出详细的书目清单。”

　　后来，马大任终于找到“关系”，打通一条便捷的捐书通道：“一位叫娄新生的校友，告诉我他的父母都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教授。如果我写信给那个大学的领导和他的父母，也许会得到响应。我就照他的建议做了。”在2004年11月15日，马大任收到华中科技大学的来信，告诉我他们请示了教育部，而且已经得到答复。他有些庆幸地说：“教育部长周济以前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教育部答复‘该计划对补充我国高校图书馆的馆藏具有重要意义’，同意接受赠书。”

　　由此，马大任的“赠书中国”计划，得以与“亚洲之桥”一样，不需要事先列书单就运至中国港口。教育部委托在青岛的中国海洋大学，负责赠书的进口、报关、整理、分发等具体事宜，为此中国海洋大学成立了“赠书转运站”。

　　6万册图书运往中国

　　解决了赠书流通途径的问题，马大任非常高兴，马上着手开始募书。“我们分别拟了两封征求赠书和支持的信，一封是英文的，发给可能赠书或支持的美国朋友，一封是中文的，主要发给华裔学人。”

　　马大任的工作小组把第一批信发给纽约附近的学人和教授，很快他们就得到几位退休或去世的学人的私人藏书。“其中最大的是袁澄和王念祖教授的藏书。”马大任介绍：“袁澄是中国近代最有名的图书馆学专家袁同礼的儿子，他自己是欧洲史的专家，在美国大学里教了34年的书，近年不幸去世。他的弟弟袁清教授和他的姐姐袁静博士决定将他的藏书3000来册送给他的母校南开大学。”而王念祖教授则在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和东亚研究所任教，同时也是中国与国际企业计划的主任，是国际经济学界的权威人士。王念祖突然离世，他的夫人和子女把全部藏书和档案送给‘赠书中国计划’。“马大任花了三个多星期的时间，清理王念祖的书刊和档案，清出一百来箱的数据。因为南开经济研究所是中国当代最有名的经济研究所，所以马大任决定把王念祖的藏书和档案也送给南开大学。

　　热心人的捐书源源不断而来，这让马大任欣喜不已：“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送给我们62箱的书；纽约市立大学下城医学院图书馆馆长胡千里送了我们40箱的医学教材和参考书之后，继续替我们选择市大各校图书馆剔除的书中可用的书；在新泽西州的宋安华收集了60多箱附近学人的赠书。”

　　除此之外，华裔学者中，芝加哥大学荣誉教授、该校东亚图书馆荣誉馆长钱存训捐献163箱书，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捐献51箱书。牛津大学出版社也捐献了270多箱近年出版的图书和该社图书馆的藏书。

　　2005年7月份，马大任募齐了首批一万多册书，装满了一个集装箱，运到青岛，由赠书转运站中转，分发给各个高校。很快地，第二个、第三个集装箱也装满了，先后运到了青岛。“到现在为止，我们送到中国的赠书有将近6万册，没有一本书是花钱买的，都是募捐而来的。”马大任对此颇有些骄傲：“很快第四个集装箱也快装满了，明年一二月会从纽约出发到中国。另外我们在旧金山也有一个集装箱，不过现在书只装了一半，明年装满了之后也会运到中国去。”

　　困境

　　既需要募书，也需要募钱

　　从讣闻版当中找书源

　　尽管三年来成果卓著，但实际上马大任的赠书中国计划，一直是困难重重。首先，书籍来源并不是绝对地有保障。马大任利用自己从前的工作关系，联系了不少老教授，请他们支持这个计划，得到了不少热情回馈，但他依然觉得知道这件事的人不够多，参与的人更是不够多。“我通过不少大学的学生会，比如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会，希望能够联系到大学里快退休的教授，请他们留意把书捐给我们，但目前来说通过学生会联系到的人还很少。我只能通过个人关系留意谁退休了，谁过世了，尽量找书源。”

　　马大任甚至把《纽约时报》讣闻版也当作书源发现地。这虽然听起来像个黑色笑话，但马大任十几年确实曾经从讣闻上找到捐书人，当时马大任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任职：“有一天我在《纽约时报》讣告栏上看到，一个叫做Russel的人去世了，他是美国著名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好朋友。斯特朗是美国一位著名记者，持续几十年报道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的情况。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定居在中国的安娜给在美国的Russel写信，告诉他中国国内的情况，Russel以她的信编写成长篇通讯，发表后很有影响力。”马大任得知Russel去世的消息，第一时间联系到他的家人，果真得到所有Russel的藏书和资料，很具历史意义，收入了纽约公共图书馆。

　　有这样成功的经历，马大任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可能成为赠书来源的线索：“美国人确实有赠书的习惯，但如果没有有效的途径让他们知道可以把书捐到这里来，也是枉然。”因此马大任一直不遗余力地鼓吹宣传他的计划。

　　大陆学者冷，台湾学者热

　　同时他发现，热衷捐书的绝大部分是新中国成立前出国的华人，或者从台湾、香港等地去美国的学人，基本上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去美国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后去的这批，现在年纪都比较轻，还没有书可以送。”

　　令马大任觉得疑惑的是，大部分的大陆学人，对整个捐书计划也不感兴趣：“我们几个老头搬不动书，很希望得到年轻人的帮助，但留学生们对我们这个计划的热情非常有限，基本上没有什么人愿意帮助我们。反而是不少台湾人、香港人很热心。这让我很费解。”马大任不愿意对此有何谴责，他语气轻松地自我解释：“我想可能是学生们的功课太忙了，无暇顾及这样的事情。现在出来的留学生，和我们那个年代不一样。”

　　马大任是1947年出国的，那年27岁的他从家乡温州来到美国留学。“当时完全没有想到留在美国，后来阴差阳错就留了下来。但现在的学生，还没出国就想着怎么留在美国。所以说我们当年是‘留学’，现在的学生是‘学留’。也许因为这样，他们对捐书的事情也不会热心，他们没有‘饮水思源’的想法。”

　　对马大任的计划帮助最大的是台湾人。“有位叫陈宪中的台商，知道我们在做这个计划，非常支持我们。他拥有一个印刷公司，在厂房里空出一个很大的房间，作为赠书计划的书库，送来的书先存在那里，等装满一个集装箱，再运到中国。”在纽约租用一座仓库的费用非常昂贵，但陈宪中分文不收，还让工厂的工人免费搬运这些沉重的书籍，这让马大任很感动。另外，马大任得到的最大一批捐款也来自台湾人：“《中国时报》是在美国发行量很大的华文报纸，是台湾人办的。他们有一个基金会，给我们的计划捐赠了20万新台币。”这笔钱成了马大任支付书籍运输费用的主要来源。

　　“在海外，不管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对祖国的感情都很深。”由赠书计划，马大任谈到了民族感情：“我刚开始做这个计划的时候，我的孩子们都劝我不要做，年纪这么大，自讨苦吃。但作为华侨，不爱国是很愚蠢的事情。为什么呢？中国的实力和我们海外华人的社会地位是息息相关的，中国只有强大了，海外的华人腰杆才能直起来。我现在做的就是尽我微薄之力，为科教兴国做点贡献，为中国的强大出点力，仅此而已。”

　　成立了基金会，但无人捐助

　　尽管有热心人的帮助，但马大任还是常因为财力窘迫而力不从心：“我们几个老头都靠退休金过日子，没有什么经济能力，但捐书运书，需要经费，如果没有资金帮助，真不知道该什么办。”马大任一直为书籍的搬运、运输费用头疼：“不时会有这样的情况，某个老教授要把他的几千册书捐出来，但他没有能力帮我们运过来，需要我们自己去运。这就需要雇人去装箱、搬运、运输，都是费用。”因为缺乏人力，老先生们甚至要自己动手整理、打包书籍。“有好几个捐书人的书，因为太远，我们没有能力拿过来。”马大任觉得很遗憾：“所以我现在既需要募书，也需要募钱。不然没有钱的话，有书也没有办法搬来。”马大任早已成立了一个基金会，希望能够筹募到资助的款项，但到现在仍然没有什么捐助者。

　　除此之外，马大任也有对未来的隐忧：“我们年纪都大了，等我们有一天干不动了，谁来继续这个计划？所以，我们急切地希望有年轻人愿意加入进来，让这个计划看到持续下去的希望。”

　　效果

　　先到先得，各大学图书馆抢书去

　　大家都渴望看到这样的书

　　马大任运到国内的几大集装箱书，目前已经基本分发到各个高校。“收到书的学校很多，主要流向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几个重要高校的图书馆。”马大任介绍，前两大箱书运来时，马大任都亲自随行，但第三次因为感冒无法成行。这些书被分成几大部分：“有的是捐书人指定捐往哪个学校，比如南京大学的校友，指定把书捐往母校；有的是我们指定捐给某个学校，某一类书可能对那个学校的研究是帮助最大的；还有的就是让各个高校的人自己挑选。”

　　在青岛海洋大学有一个库房，这些自由挑选的书被摆上书架，任由挑选。“都是先到先得，所以要‘抢’。”厦门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萧德洪告诉记者。他在第二箱书到达的时候去得晚了，结果“抢”不过人家，这让他有些懊恼：“只‘抢’到200本。还好第三箱到的时候去得早，‘抢’得多。”

　　对于马大任捐赠的这批书，萧德洪非常看重：“这是一批很有价值的赠书。国内一直在提‘办研究型高校’，如果没有学术资料作为基础，无从办起。”厦门大学至今已得到大约8000本马大任的赠书。

　　在这批赠书里，集装箱的运费和报关手续费用，由收书大学承担，平摊到每本书约为1到2美分，即不到0.2元人民币。收集书的其他费用―――几千美金雇工搬运，各地奔波的食宿，纽约仓库的租金，则来自马大任他们自己的退休金和捐款。“每一本书，我们图书馆支付运费大概是12元人民币。”萧德洪说：“这个价格比起购买新书，差得太远了。现在一本新的西文书，平均要50美元甚至更高，一般的大学图书馆一年是买不起多少的。”

　　南京的东南大学也得到了一批马大任的赠书。“大概是2000到3000册，包括医学类期刊和人文、科学类的图书。”东南大学图书馆采编部的季庆宁老师告诉记者：“现在这些书还在整理之中，还未上架。但书还堆在地上，师生们就一直围着这批图书翻看，我们很怕他们翻乱了，他们一再说‘不会翻乱的，让我们看看吧！’我觉得他们很渴望看到这样的图书。”

　　赠书计划仍缺乏专业水准

　　也有对这些书持不同态度的高校。葛剑雄是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马大任送书来中国的时候，参观过复旦大学图书馆，与葛剑雄见过面。“复旦大学每年的购书经费大概是3000万人民币，在国内属于比较高的。这笔钱主要用来买国内的书，能够买的西书有限。能得到这样一批赠书是很难得的。”

　　葛剑雄说：“不过这一次我们没有要书，觉得条件还未成熟。”他解释了原因：“复旦大学主校区的图书馆现在已经面临馆藏地方不够的问题，我们需要对收进来的书作挑选。但是马大任捐来的书没有办法在进馆前挑选。书都是整齐打包好的，如果不去青岛挑选，无从知道书的情况，也不知道与馆藏的需要是否一致。”

　　葛剑雄认为，缺乏具有专业水准的人力是这个赠书计划的一大困难：“对捐赠图书来说，如何整理、筛选、分类是很重要的工作，需要相当的专业水平，而且需要在美国装箱之前就做好这些事情。但马先生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人帮助他做这些工作。”

　　问题

　　图书馆不是资料室，也不是收容所

　　赠书可以缓解国内图书馆一时的饥渴，但马大任还看到了更多的问题。今年的11月初，马大任参加了在南京大学举行的“中美文化交流与图书馆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了一个长篇的发言，其中不只关于他的“赠书中国计划”，也包括他对国内大学图书馆的忧思。“在我的观察，国内大学图书馆，除了馆藏图书很有限之外，人员素质、服务水平也亟待提高。”马大任认为，增加馆藏图书是首先的一步，但要提高图书馆的水平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国内在改革开放前，办的都是本科型的大学，学生在大学里只呆三到五年，需求的图书量不大，对图书馆人员的要求也不高。”

　　马大任分析大学图书馆功能的转变：“改革开放后，国内也办起研究型大学，这对图书馆的要求一下子提了上去。图书馆工作人员不再是只要管管图书借阅就可以了，还要能够帮助教授、研究生们查找资料，为他们的研究服务，这才是最重要的职能。真正具有专业水平的图书馆工作人员，对图书、资料的熟悉程度应该是非常高的，他甚至可以帮教授寻找某个课题在全世界的所有相关资料。”

　　一个研究图书馆，像哈佛的图书馆，比他们的本科图书馆大十倍到几十倍。但在中国，目前即使是研究型大学，图书馆的功能也相当有限。“在很多人眼里，还是把图书馆看成资料室，只是管借书还书，这是远远不够的。”马大任说。

　　如马大任所说，国内大学图书馆很大一个问题是人员素质的问题。来新夏退休前担任过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他分析了这个问题的产生：“过去，图书馆就是‘收容所’，一些别的工作不合适的，政治上不可靠的，犯过大小错误的人，还有就是教职员工的家属就都安置在图书馆。比如我们聘任一些高级人才或者海归人士，他们都带着家属，我们称之为‘海带’，一般就把家属安排到图书馆这样的地方。现在藏书量和图书门类都多了，专业化高了，又都实行数字化，很多工作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能胜任的。”这个问题正在逐步得到改善：“现在图书馆新招的人，对学历要求高了很多。像南开大学图书馆，绝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大本以上，还有硕士和博士。南开大学设有图书馆学系，而且还有专门培训班。我们也经常采用‘继续教育’的办法对图书馆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葛剑雄觉得问题还不仅在图书馆员本身：“比如在高校里，图书馆的员工收入就是比其他部门的员工要少一些。很多新招进来的高学历人才，受不了图书馆的冷落，一有机会就跳槽走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要从根本上提高对图书馆的认识。这可能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B30-B32撰文：本报记者  黄长怡  实习生  熊雅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