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量级嘉宾

　　●韩庆祥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副主任

　　●陈明

　　社科院宗教所研究院副研究员、《原道》杂志主编

　　●钱逊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原所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学者钱穆先生之子）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各种理论和思想得以自由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意味着文化的繁荣，也意味着鱼龙混杂。在多元文化互竞短长之际，中国的执政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

　　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内容。

　　我们注意到，十七大报告在倡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中十分注意两方面的平衡：如“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专家表示，社会日趋多元，执政党需要求同存异，也是顺应社会潮流。

　　正是因为这种“兼容并包”的胸怀，执政党在提倡主流价值的同时，还用了很多笔墨谈“弘扬中华文化”（当然同时也强调“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甚至还谈到了“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及“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家庭责任”……

　　多元中有主导并不矛盾

　　南都：在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一个思想渐趋多元的社会里，执政党强化核心价值有何深意？

　　韩庆祥：如果我们思想上只有一元化，而没有多样化，这容易产生僵化。今天的社会日趋多样化，没有主导性的思想、没有核心思想，容易分化。有一种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各种思潮，避免思想意识的分化，显得相当重要。

　　钱逊：过去的问题是在意识形态的强调下，要求一律，取消了差别、取消了多元；而现在是“和而不同”，“和谐”包含了差异，包含了多元。如中药是各种药材的搭配，但其中有一味主要的药材来对症下药，各味药材有主有次。

　　在多元中间有一个主导，这两者不矛盾。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完全多元，就没有办法凝聚，完全散了。但如果都统一在一元里，没有多元的，也就弄死了。比如说一个乐队，各个声部，各有各的地位，发挥不同的作用，但有一个主旋律，才会成为统一体。这两者并不冲突。

　　南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里，报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两个“化”：“中国化”、“大众化”，中国化是一直都提的，执政党为什么此时要强调“大众化”？

　　钱逊：马克思主义要成为普通人都能了解的东西，这样才能有群众基础。这些年来一直在强调“大众化”，并最终在十七大报告中被提出。

　　“中国化”和“大众化”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中国化”，不可能“大众化”。“中国化”如果只有理论家提、中央政策提，而不被老百姓所了解，也不能成为社会上一种大家自觉去做的事情。

　　南都：十七大报告里同时也提到“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同时，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如何保证多元思想的自主表达呢？

　　韩庆祥：独立思想，自主表达，必须在符合价值体系的大前提下，违背核心价值体系来表达自己的主张是不能受到尊重的。有一个底线，有一个前提，只要是在尊重核心价值体系之下，你是可以合理表达自己的思想主张的。

　　南都：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韩庆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肯定要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考虑的社会主义，既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而是完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坚持一个原则，与资本主义区别开来：“中国特色”和传统的社会主义又区别开来了。

　　新闻出版坚持导向“正确”

　　南都：报告也强调了学术繁荣自主，你们对此有何看法？

　　陈明：阻碍“学术繁荣自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技术化管理的方式。我在社科院和高校都呆过，我知道所谓的知识或者学术的生产方式。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太大了。

　　强调学术的繁荣自主，方向本身没有错。可怎么来落实它，怎么来建立，应该有学者来参与和主导。

　　钱逊：这不是个简单的学术问题，是领导体制的问题。

　　韩庆祥：我的理解，站在我们学术界角度，两种倾向都有：一种倾向是过分、绝对意识形态化，仅仅为得到被政治肯定的东西，做意识形态化的注解，而缺乏独立性的思考。一种倾向是去意识形态化，根本就不关心我国的现实，这种做法不值得提倡。这两种倾向都应该避免。

　　南都：十七大报告还提到“要积极发展新闻出版”，在这里也强调了新闻出版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放在这样一个语境之下，怎么样理解“正确”两个字？

　　韩庆祥：所谓“正确”，还是要在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的前提之下来引领新闻出版工作，新闻出版工作的主方向还是要符合国家的政治方向。

　　传统文化与普世价值并举

　　南都：十七大报告里面还提到，“要弘扬中华文化”。执政党，逐渐在着力提倡传统文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非常强调中华文化的弘扬？

　　陈明：中华文化肯定是要弘扬的，每一个国家都要传承自己的文化。这是它的责任，也是内在需要。

　　过去我们对传统文化是批判的、颠倒的。这是20世纪的一大悲剧。现在我们意识到有责任去继承、去保护好传统文化。搞传统也没错，但我们是真正的认同传统，还是继续消费传统呢？这是需要警惕的。

　　从全球化的背景来讲，普世价值和民族的文化价值，还是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关系。在当代社会，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已经渗透在一块儿、纠结在一起，从而导致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钱逊：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讲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是一种否定、批判的态度，现在提出弘扬中华文化，标志着我们在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转折。但并非这次十七大才提出，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央的文件都一步一步地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我们现在的文化领域也相当于1978年经济领域的改革那样，改革开放提出要走一条新的路，现在文化上也非常明确就是要弘扬传统文化。

　　南都：报告强调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对于文化的继承与交融是一个怎样的机遇？

　　钱逊：现在提出一个方向，而体制是方向的保证。报告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就像1978年提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领域一样，这对于文化领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过去说“要摸着石头过河”，直到三十年后，许多问题才明晰起来。现在说要文化体制改革，大方向是明确了。提出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一个要弘扬传统文化。但要怎么改？怎么做？传统文化要继承什么？怎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还是要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体现时代性、保持民族性。怎么达到这些目标，可能也要三十年、五十年，还要“摸着石头过河”。

　　南都：这次报告也纳入了很多的普世价值。在世界文明相遇的背景之下，如何更好地接纳其他世界文明的优点？

　　钱逊：就应该朝这个方向走。报告提到的“保持时代性，民族性”就包括了这一点，同时要吸收其他文明优秀的东西，尤其是具有普世价值的。方向性是对的，但具体怎么做是另一回事，要弘扬传统文化不是简单的照搬，存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适应、吸收其他文明优点的问题。

　　强调道德教化非常及时必要

　　南都：十七大报告重申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性。在目前法制不太健全的情况下，执政党强调道德教化的作用，会有哪些积极效果？同时也将会面临哪些困难？

　　陈明：“教化”这个词都没错，就像“以德治国”本身是没错的一样。应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来谈“以德治国”。就是说法律是硬的，法律做不到的时候，再以德来约束。这是很好的，没有错。

　　“教化”也是一样的，首先，从老百姓来说，老百姓有一个遵纪守法的问题，光是守法的公民还不够，还要做有道德、有教养的公民，这也需要教化的。如果“教化”是你觉得“你有真理，你来教化我”。这就错了。

　　韩庆祥：现在强调教化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但这个教化，一定是“寓教于乐”，不能板着面孔，不能假、大、空，一定要和人性要求、人性化结合起来。

　　钱逊：拿“八荣八耻”来说，首先不是针对老百姓讲的，是针对腐败讲的，其中有几条都是跟反腐败联系的。我的理解是，不能因为腐败问题没解决，其他的就不提了。

　　实际上，现在中央在腐败问题上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做，要大家很相信，接受还有个过程。但如果不把腐败问题解决好，要让百姓接受也比较难。但不能期待，把腐败问题完全解决或是基本解决后，再来强调“教化”。这两者不冲突，不矛盾。

　　南都：一个日益多元的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我们在强调政党伦理的同时，是不是也应该注重行业伦理的建构？

　　韩庆祥：现在分工越来越细，每一个分工领域都有自己特殊的职业伦理，这是过去强调不够，我觉得十七大报告把这个强调出来非常必要。我们有一般的伦理，但还需要有其他的伦理，而在伦理领域，每个人的职业伦理是非常重要的。

　　本报统筹：本报记者 韩福东

　　采写：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陈亮 实习生 雷敏

　　制图：赖敏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