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量级嘉宾

　　●陈述

　　中共中央党校新时期教研室主任，教授

　　●袁绪程

　　教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竹立家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时，刚及弱冠的竹立家离开山西农村，成为南开大学的一名哲学系学生。这一年的变化令其振奋，从那时起他有了“做学问”的理想。如今，习惯于挥舞着右手用高分贝嗓音在各种不同场合发表国是分析的他，已成为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学院的教授。而陈述，另一个长他两岁的求学青年，也变为官方智囊库中央党校内对“新时期”问题最具话语权的专家之一。

　　“新时期29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举世瞩目。”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说，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十七大召开之际，中国改革开放也将迎来它的30岁生日。在十年“文革”中精心塑造的话语和权力体系轰然坍塌之后，华国锋所强调的“两个凡是”亦随即被“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取代，中国摈弃阶级斗争的现代化由是开始踏上了不归路―――虽然，有关改革合法性的争吵每隔十年左右就会间歇性发作一次。

　　最初的改革主要体现在经济体制方面，成立于1983年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前身为国家体改办），被认为是中央推进改革的参谋部。当年国家体改委主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也曾发挥改革鼓手的作用。现为该杂志社社长的袁绪程，56岁，头发花白，和30年前一样，对中国改革的前景有着乐观的判断。社会日渐宽容和多元，30年前的乳胶厂工人、因政治原因无法参加高考的自学青年，和眼前这位善谈的教授是同一个人。他的变化是整个30年中国社会图景的缩影。

　　新决策的产生总有其历史渊源，今天本报请来三位专家参与“国是开讲”，追溯到改革开放伊始，将这近30年的路径变化做一梳理。

　　新时期的起点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处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当时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发展，要有饭吃，要有衣服穿。当时可能面临的道路选择，可以说对党和国家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记者：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节点上？中国的发展面临怎样的道路选择？当时最重要的议题是什么？

　　竹立家：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处在一个百废待兴的时期。当时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发展，要有饭吃，要有衣服穿。那个时候，我们整个国家，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社会发展，都处在一个非常低潮的时期，确实是吃不上饭，穿不上衣，这是最重要的时代议题。

　　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同志1978年提出的，当时可能面临的道路选择，可以说对党和国家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我们改革开放方向确定的路径选择确实是非常正确的。

　　袁绪程：在毛泽东时代，是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想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但实际上是经济秩序受到破坏，按照当时流行的语言，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不能继续这样下去。政治轶序也受到破坏，我们党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要寻求新的发展方向和模式，要改革开放，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

　　记者：胡锦涛6月25日在中央党校发表的讲话中强调，新时期29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瞩目。对“新时期”的时间界定，起于1978年。既然1977年的十一大就已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重申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何未将其纳入新时期的范畴？

　　陈述：无论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还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来看，一个根本性的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年）、十一大（1977年）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是还没有实现根本性的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转折的标志，体现在几大方面：第一，从思想路线上，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也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第二，从政治路线上，把全党工作的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把全党工作的重心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第三，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另外，这个会议还有其它一些新的决策。比如在外交上，对外交政策和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提出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这么一个思路。又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习惯提“一定要解放台湾”，但从这以后，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这样一种新的方针政策。又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等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等等。

　　虽然有些人认为1976年或1977年是新时期的起点，但是学界上、多数人或主流都认为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开端。

　　三个大问题实际上，29年来一直围绕着三个问题做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就：第一，怎样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第三，中国共产党自身怎样建设？

　　记者：改革开放近30年，时代议题有了哪些重要转变？

　　竹立家：如果说1978年我们最重要的议题是经济议题，要有饭吃，现在的时代议题则是政治议题，就是要自由，要人权，要公正。这是个很大的转折。

　　陈述：如果从大的概念来讲，“和平与发展”是整个时代、整个世界、整个国际的主题，而如果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讲，可以这么来理解，中国共产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面临着三个大问题。

　　实际上，邓小平看得比较透，后来呢，江泽民和胡锦涛也都围绕着这三个问题来做。应该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全体犯的一个大错误。“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去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去发展，毛泽东思想怎样去发展，这些都是当时需要考虑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出现曲折，而我们党的理论发展也出现曲折。所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要亟待解决这三大问题。

　　具体来讲，这三个大的问题是：第一，怎样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第三，中国共产党自身怎样建设？实际上，29年来一直围绕着这三个问题做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重大成就。

　　记者：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大概就是中共领导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

　　陈述：在理论创新上，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战略思想。这近30年间在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一直都没停，一直有理论创新，而且每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上，都有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被正式提出来。

　　比如：1982年，十二大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战略思想；十三大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轮廓，即十二个基本观点；十四大实际上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十六大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以后还在继续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完善和充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

　　记者：中共特别强调理论创新，这些高度概括的理论的价值体现在何处？另外，这是不是意味着随着时代的发展，旧有理论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

　　陈述：理论是相当重要的，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做得比其他党好。理论不发展的话就要僵化，所以理论要与时俱进，如果不与时俱进，就没有出路。为什么有些执政的共产党，如东欧和苏联共产党会丢掉政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就是没有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在处于同样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却能够实现理论创新，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发展来制定自己的战略、路线、方针和政策。

　　“新发展共识”我们已经在人类文明的发展长河里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中国要发展，我们要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民生、公正、和谐。我把它概括为新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新发展共识”。

　　记者：陈述老师刚才提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问题，正是我想问的。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具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特征。这些不同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改革开放近30年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给我们了哪些经验和教训？

　　陈述：如果说最大的不同的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的，这是最主要的。基本国情不同，那么具体的内容也就不同。比如说我们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很大的不同。如果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和他们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的话，中国还根据实际，在祖国统一问题上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如果还要说其他的区别的话，这还要从中华民族这个特点来讲，中国强调民族特色。

　　竹立家：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体现是，从十六大以来，我们形成了一个“新发展共识”。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是什么东西？十六大以来，从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的讲话、中央的文件、我们改革的思维和路线中我觉得已经形成了一个“新发展共识”，也就是八个字：民主、民生、公正、和谐。这八个字里面当然也包括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这些内容。我把它概括为新中国未来十年、二十年的“新发展共识”。

　　我们已经在人类文明的发展长河里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我们不谈这些意识形态的东西。中国要发展，我们要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民生、公正、和谐。

　　记者：关于社会主义模式，有人提到“民主社会主义”，国外也有“福利社会主义”的说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它们可能有很大的区别。但是在实践中是否也逐渐吸收了它们的一些东西呢？

　　陈述：毛泽东有这么一种观点，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我想，属于人类文明成果中好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借鉴、可以学习吧。但一定要适合中国国情。如邓小平所说，决不能照抄照搬，因为照抄照搬从来不会成功。

　　改革路径变化如果中国法治继续加强，政治继续稳定，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继续进行，那么中国的改革至少还有2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的改革路径，说穿了，本质还是要以人为本、要构建一个合作发展的和谐社会。

　　记者：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问题上，近30年来经过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陈述：这是一个很大范围的问题。在主要的方面，现在是侧重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更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了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这跟原来是有差别的。原来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外呢，从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整个发展战略更符合中国的实际。还有，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举措。

　　袁绪程：第一个是中国的GDP增长，不管在速度上还是总量上的增长都是惊人的，近30年来中国经济GDP年均增长9.6%，全世界绝无仅有。人民的生活获得极大的改善，贫困人口大大减少。

　　从社会生活上讲，也大大改变了。再一个是政治生活，可能有的人觉得不满意，还不够，但是较之以前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记者：对于中国的改革路径，国际上褒贬不一，此前“中国崩溃论”之类的论调还是比较响亮的。但前两年开始有了“北京共识”的说法，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境外舆论整体上对中国改革成绩持越来越大的肯定态度了。

　　袁绪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现代化快车道，当中国进入市场化改革时，正好遇上一个经济全球化时期。现代化始于英美，接着是拉美现代化―――这个是不成功的，再接着是东亚现代化，这个是成功的，如日本，亚洲四小龙，最后，才到中国内地。中国进入现代化，刹不住了。如果中国法治继续加强，政治继续稳定，改革的市场化取向继续进行，那么中国的改革至少还有20年的高速增长。

　　竹立家：我有点不同看法。我要纠正“北京共识”的一个观点。中国政府的改革路径，说穿了，本质还是要以人为本、要构建一个合作发展的和谐社会。“北京共识”的说法过于强调了共产党要稳定的诉求，不是这样。我们第一是发展，第二才是稳定。

　　政治体制改革有了政治的松动和变化，才有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是走在前面的。我们是在循序渐进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记者：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基本局限在经济体制上，政治体制方面甚少变化。你怎么看呢？

　　袁绪程：这是很大的误解，要看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义是怎样的？如果把政治体制改革看成是政治体制的变动，在我看来，中国则是先有政治体制的变动或松动，后有经济的改革。如果没有粉碎“四人帮”的政治变动，没有中共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发生的变动、没有当时政治体制架构上发生的变动，经济改革根本不可能。中共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那时要求党和国家政治制度进行改革，提出“党政分开”，结束“以党代政”，结束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政治体制改革。有了政治的松动和变化，才有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对外开放，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政治体制改革是走在前面的。

　　竹立家：我也不同意这种观点。在政治体制上，在行政体制上，在改革的各方面上，我们还是有众多的变化。改革幅度不是很大，这个观点我同意，但是适合我国的国情，我们的改革是一步一步走的。

　　陈述：他们可能对改革的认识还不是那么清楚。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体制改革都在进行着。不知道说这种话的人是出于什么考虑，他们以什么作为标准。说到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还是有所推进的。比如，我们提出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正在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已经结束过去实际上存在的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在依法行政、政府职能转换上也在做大量的工作，如取消大量的行政审批等等。还有，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依法行使权力，加强立法工作和监督工作，成立各个专门委员会等等。当然我们做的工作还不够，还应该继续努力，但并不能说我们没有做，应该说我们是在循序渐进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新起点，新期待我们已经实现了“前两步走”，到新世纪之后，我们便开始了第三步走，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按照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更注重民生，这都是新阶段发展要注重的地方。

　　记者：你们觉得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和之前有哪些不同吗？改革开放近30年来，有了哪些变化？

　　袁绪程：就国内而言，改革开放那时是在中国沿海某些城市进行的，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方位的。

　　中国1971年重返联合国，那个时候中国正走出一个孤立的世界环境。我们原来在孤立的环境下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当时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在发生变动，中国走进世界的门刚刚打开不久，而西方资本主义也在促进世界变化。

　　竹立家：就国际环境而言，中国现在面临一个很严峻的形势，比改革初期要严峻得多。一方面是国外对中国的认识发生了变化，1978年它们对我们的认识是“弱”而“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他们的理念里面，我们的位置并不是很大。随着我们国家的发展和崛起，在国际社会里面实实在在造成一种“威胁”的概念―――我们社会主义民主并不威胁别人，但是给他们造成这样的印象，首先是因为我们在经济发展、政府执政能力等各方面都更强大起来，跟过去不一样了。

　　其次，在东亚地区，有两个强国正在崛起，就是日本和中国。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戒心非常大，也在逐步增强，前一段时间安倍前首相提出价值观外交，包括前外相麻生太郎提出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啊。此外，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统一问题还没有解决，对于台湾问题，现在日本、美国也有它们的看法，但是中华民族本身具有强大的必须统一的诉求，我们绝对不可以放弃这一点。

　　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伊始，在总结“文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目标。这之后在“猫论”的指引下坚持效率优先原则，确定了市场经济的地位。而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提出，则更倾向于针对改革进程中出现的问题来进行纠偏。30岁是一个人的而立之年，30年对于一个东方大国的改革开放而言，意味着什么？以前我们说“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是不是意味着改革开放已经走出了“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变得更成熟了起来？

　　袁绪程：如果对改革开放近30年做一个总结，那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90年代初的邓小平南巡。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从愚昧、迷茫、颠倒是非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突破斯大林的传统模式，重新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

　　第二个阶段，从邓小平南巡到十六大，这个时期也有几个特点：第一，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第二，结束了短缺经济。第三，加入了WTO，融入了全球化，签署了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这就是上世纪90年代所做的主要贡献，但由于是单兵突进的改革，也留下了许多负面的问题，比如生态恶化、贫富悬殊、腐败等等。

　　十六大以后开始进入了新时期。这一时期继承了第一、第二阶段改革的成果，并弥补了前两个阶段的不足，提出了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等。

　　改革开放前，我们在搞革命；30年前，我们参与世界规则的制订是比较少的；而现在我们在积极参与维护世界和平，对世界规则的参与更多了。

　　另外，我觉得“摸着石头过河”并不是说我们的改革方向不清晰，而是因为我们当时的经验不足，对未来风险和产生的后果估计不足，还受到一些左的思想的影响，所以摸着石头过河，用“试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先实践，再总结经验教训，以推进改革。走到今天，肯定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了，因为我们已经吸收了很多经验和教训，改革开放的方向越来越明确了。

　　记者：胡锦涛在6.25讲话中强调，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你们如何理解“新的历史起点”？

　　陈述：可以这么理解，我们已经实现了“前两步走”，到新世纪之后，我们便开始了第三步走，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完两步之后，我们的综合国力已经提高了，那么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发展的重点和注重的问题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更加注重区域平衡发展，东部继续发展、中部要崛起、西部要开发、东北要振兴；面对农村发展相对缓慢，那么就应该把发展重点放在三农问题上；教育的发展有点缓慢，那么国家要注意发展中小学教育；社会发展也要关注；生态、环境、资源也都要考虑。按照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可持续、以人为本、更注重民生，这都是新阶段发展要注重的地方。

　　竹立家：胡锦涛的讲话预示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光是经济发展，我们还要经济、社会平衡地发展，这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按照我个人的理解，这个指导思想概括成八个字，就是我讲的“新发展共识”，我们党内和中国社会已经形成了这种共识。

　　30年，三个阶段

　　如果对改革开放近30年做一个总结，那么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90年代初的邓小平南巡。这个时期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第二个阶段，从邓小平南巡到十六大，这个时期也有几个特点：第一，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第二，结束了短缺经济。第三，加入了WTO，融入了全球化，签署了两个联合国人权公约。

　　十六大以后开始进入了新时期。这一时期继承了第一、第二阶段改革的成果，并弥补了前两个阶段的不足，提出了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等等。

　　―――袁绪程

　　A06―A07版

　　本栏目统筹：韩福东

　　采写：本报特派北京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  雷敏  谭丽玲  梁嘉琳  制图：赖敏良